第12版: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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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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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胡同》
得与失
 

电视剧《芝麻胡同》收官,结果有些意外。从最初的一片赞誉到后来的争议、批评,大约是编导演们没有料到的。在下虽属艺术“门外汉”,但作为胡同里长大,皇城根下生活了几十年的“过来人”,还是不揣冒昧想说几句。

《芝麻胡同》的剧情定位很明确,就是写老北京胡同里的人和事,这首先要求全剧表现出足够的京韵京味。在这点上,编导演确实下了功夫,从人物、语言到服饰、场景,尽可能还原了老北京胡同里的生活,“顺便”还给观众“普及”了一些传统腌酱菜的知识。特别是几位主演,除了牧春花的扮演者王鸥,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很大程度上为这部作品的成功、出彩提供了保证。更重要的是,该剧前半部分故事新奇,情节紧凑、叙事逻辑清晰,人物表现到位,观众才纷纷给予好评,收视率飙升。

问题出在后半部分。以严宽的出现为新剧情的转折与展开,引出了许多新的故事,也引起了剧中众多人物关系的“矛盾”与“混乱”,以至于由新婚姻法导致的严振声与两位女主角的悲欢离合反而成了“副线”。

应该承认,戏剧艺术本身需要故事,需要冲突,需要曲折,否则就没有“看头”了。但前提是必须合乎情理。而观众在《芝麻胡同》后半部分看到的是,剧本屡屡在违反常理中编造故事与冲突,许多情节人为痕迹过重,或者说是编剧、导演“强加于”剧中人物的,以致几位重要人物(如严宽、黑子、鹤年)的扮演者为了适应不合理的情节,表演往往过于夸张,转变又莫名其妙,结果前后判若两人,明显不合逻辑(如严宽因为福子的一封信就从“恶少”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黑子更是由善变恶,又由恶变善,大起大落),连语言都变得生涩了,甚至脱离了生活。(1949年以后内容,人物对话言必称“同志”,显然不是百姓生活语言;鹤年等几个年轻人的言谈虽然在极力表现“时代感”,但明显是在背台词)即使有实力派演员用纯正的京韵京味衬托,也很难让观众接受。倒是剧中的配角秀妈、郭秉聪等演员按照特定人物的内在逻辑,表演中规中矩,给观众留下不错印象。

此外,与前30集细腻表现1947-1949年两年的故事比较,后24集竟穿越般写了1950-1980年代30年,不仅前后叙事节奏反差太大,更使情节发展、人物转变大幅跳跃,严重削弱了故事性;54集剧情够长,也够铺垫,而结局却匆忙落幕,说它虎头蛇尾,恐怕恰如其分,由此引起观众非议,倒是确在情理之中。

《芝麻胡同》开始的热播、赞誉,得益于源自生活的真实写照,后面受到批评,失之于背离生活,人为雕琢。由此说来,实力派演员、京韵京味只是条件之一,并不能保证作品一定成功。表现生活与反映真实,才是艺术的生命所在。通过《芝麻胡同》的得与失,编导演们应该从中有所领悟,有所教益。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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