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少玲一直很欣赏自己的老板小崔，原因是二人都从物业管理员干起，她至今仍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而小崔用9年时间即从保洁员、班长、科长一直升职到总经理，现在还成了物业公司的老板。

“有相同的起点，不一定有相同的命运。”申少玲说，一开始小崔对她很尊重，可以说是不叫姐不开口说话。但是，这些年来小崔官升脾气长，不仅不再与她聊天了，即使偶然见面也基本上不跟她说话了。

让申少玲不能忍受的是：在监控室当监控员的她，因未听从部门主管让她拔草的工作安排，竟然被辞退了。而且小崔像对待其他员工一样，一分钱的经济补偿都不给。

起初，因申少玲没有证据，小崔对她的态度十分傲慢。后来，经律师指点她取得了证据，在这些证据面前，蛮横的老板只得同意调解并于2月20日向她支付5万元经济补偿。

要求监控员去拔草

一次不听话就辞退

申少玲是河南农村人，很早就来到北京打工。因没有文化，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宾馆或餐厅里给人帮工。2009年6月20日，一家物业公司招聘保洁员，她报名应聘后就进入这家公司。在这里，她结识了一同来此应聘的小崔，二人还被安排在同一个班里工作。

“小崔有文化，没过多久就换了工作岗位，后来又一步步升职。”申少玲负责公司住所地所在小区的4座楼房的卫生。这些楼总共有24个单元，按照公司规定需每天清扫一次，每月用拖布清理一次。

申少玲说，她的工资最初是每月900元，以后不断增长达到每月2700元。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是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8小时，从来没有休息日。即使法定节假日，她也在岗位工作。

“我一向听话不挑活，叫干啥就干啥，让到哪里就到哪里。”申少玲说，从2017年1月起，公司安排她到监控室工作，每天除了看监控没有别的事，比保洁轻松多了。

在监控室，申少玲的工作时间是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第二天下午4点再上班到上午8点，然后连续休息2天。

2018年9月6日，部门主管要求申少玲去拔草。因连续值班有点困倦的她没去拔草，并说主管的安排不合理。

“我是半开玩笑半认真，没有对抗领导的意思。主管当时也没说什么。”申少玲说，直到9月11日一切都很正常。但9月12日下午一到岗，主管竟然通知她立即离开工作岗位，理由是总经理小崔说：“让她滚蛋！”

无故被辞心里委屈

依法维权缺少证据

“就这样，在无任何理由情况下，我被公司辞退了。”申少玲说，她一直想不通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主管的口头理由是：不服从劳动分配。

“既然是解除劳动关系，我还签订过劳动合同，这些年又没休过年假，公司总该有些表示吧！”申少玲说，公司只催着她离职，不要说离职经济补偿，连没有支付的8月份的工资也不给了。

“主管转达的就是老板小崔的意思，我想找小崔聊聊，他根本不理睬我。”申少玲说，一气之下她拨打了司法局148求助热线进行咨询。经介绍，她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该中心指派于帆律师为她提供法律援助，而她此时却没有任何索赔的证据。

于律师问：“入职后与单位是否签订过劳动合同书？”

申少玲说：“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我手中没有。”

于律师问：“入职后单位以何种形式发放工资？是现金还是打入银行卡？”

申少玲说：“现金。”

“银行交易记录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如果没有公司发放工资的凭证，又没有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很难确认。如果没有劳动关系，就谈不上索赔！”于律师问申少玲手里有没有在工作期间形成的材料，如值班、交接班记录，或开会、培训记录签名等，她都没有。

“能不能让同事为你出庭作证，证明你是公司的员工？”于律师问。

“我到监控室工作后，公司把保洁业务转出去了。那些在保洁岗位工作的同事都走了，没人给我作证。”申少玲想了又想说：“现在在监控室工作的同事也不会为我作证，他们怕因作证被老板开除。”

“公司辞退你时给没给书面通知？”对律师这个疑问，申少玲说公司什么都没给，主管一句话就把她轰走了。

“如果公司让你走人却什么也没给，可以断定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于律师说，不过，要向公司索赔还应该有充分的证据才行。

律师支招巧妙取证

铁证面前老板低头

从申少玲的讲述看，其入职多年未休年假并且经常加班，若能认定劳动关系且公司存在违法辞退员工等问题，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不会小。于律师虽相信申少玲的话，但她的要求不经仲裁诉讼很难解决，而仲裁或诉讼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赢。

交谈中，申少玲说她已经50岁，于律师听后一惊！因为，如果其已满50周岁，那就不存在是否解除或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个问题。考虑到农村人有按虚岁计算年纪的习惯，经详细询问其出生年月日，最终确认其再过4个月才满50周岁。由此，可以确认其离职时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

经过对案件分析，于律师认为，单位在无任何理由情况下辞退申少玲是一种违法行为。申少玲工作岗位为监控岗位，公司在工作职责之外安排其拔草，其可以提出异议。退一步讲，即使其未按照安排去拔草，亦不构成《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

不过，打官司打的是证据，自己主张的事实要靠证据来支撑。如果没有证据，这个官司就没法打了。面对这种情况，于律师决定从双方曾经签订过劳动合同入手，指导申少玲收集证据。

一是先找公司，以找工作需要证明为由，请求单位给她出具一份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书。此时，态度一定要好，绝对不能与公司搞僵。

二是以公司不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且违法解除为由，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通过劳动监察部门，逼迫公司交出劳动合同书。

拿到这些证据之后，申少玲向仲裁机构递交了仲裁申请书，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加班费、赔偿金等。不过，她告诉律师，在公司里所有事情都由小崔说了算，凡小崔让“滚蛋”的人没有人能留下来或得到赔偿的。

果不其然，为了证明公司行为的合法性，公司指派司机、监控员、收费员等8个证人出庭作证，并说了不少申少玲的坏话。但是，针对劳动合同中载明的6天工时制度、未支付加班费、未支付申少玲8月份工资等硬伤，公司不能自圆其说。

在不能否认劳动关系又面临败诉赔偿的情况下，老板小崔最初的不接受调解变成了积极寻求调解，央求仲裁员将调解结案的金额一压再压。考虑到打官司周期长、申少玲急于回家办事等因素，于律师提出6万元调解结案的建议。

而公司只同意支付1万元，经仲裁员协调同意一周后给付5万元。于律师提出，5万元需当庭支付，否则不接受调解。公司自知理亏，当庭结清了款项。

□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