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孩子多，而姥姥又是一个人生活，因此每年春节，我差不多都是跟着姥姥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尽管那时生活拮据，可姥姥对过年，却一丝不苟，一切都充满着神圣的仪式感。

过了腊月二十，村子里陆续响起零星的鞭炮声，姥姥过年的大幕也徐徐开启。姥姥先是颠着那双小脚，背起半布袋麦子，到村里的磨房磨成白面；把仅有的那些黍子、小米，在碾子上分别推轧成面；再将小布袋中的红豆倒出来，在铁锅里煮软，腻成豆沙。

尽管白面不多，姥姥还是要做出很多花样。除了一锅又白又暄的大馒头，一定会蒸一屉花饽饽，那是她的拿手绝活。姥姥头一天便把面发好，放在热炕头上用被子捂起来。第二天早上，面鼓满了面盆，姥姥把它搬到案板上，沏上碱水，揉熟饧透，取下一小块放火里烧烧，试试碱量大小。看看合适，姥姥便把面揪成小团，分别捏成小鸟、小鸡、小鱼等形状，还会在眼睛的部位按上两个花椒粒，做成各种不同的花。蒸到火候一出锅，满屉的花饽饽冒着热气，散着香味，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最后，姥姥还会给它们镀上一些红点。连同黍子面的黏窝窝、小米面的炉糕、加了枣泥的豆沙包，统统放在一个大圆笸箩里，足足够吃整个年节。

接下来，姥姥会带着我去赶集。称几斤肉、几块豆腐，买上两张红纸、二斤糖块、几绺檀香……当然，一定还有几挂小鞭，那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姥姥的堂屋墙上有一个龛，里面供奉着灶王爷。腊月二十三这天，姥姥在案头摆上供品和香炉，燃起檀香，嘴里念念有词。我问姥姥为什么要给灶王爷烧香上供，而且供品一定要放糖瓜儿？姥姥说，这天灶王爷要回天宫去见玉皇大帝，灶五爷吃了糖瓜嘴甜，这样他便能“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等灶王爷一“走”，那些供品便被我用来解馋了。

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四，姥姥吃过早饭又开始忙活。她包上头巾，先把屋子里的东西拾掇到院子里，然后把笤帚绑在长木杆上，把屋顶墙面、犄角旮旯，由里至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往后的几天里，姥姥满脸喜悦地忙活着煮肉、炸豆腐、剪窗花，一件事接一件事，仿佛计划好了似的，有条不紊。

年味越来越浓。到腊月二十八，村里的鞭炮声变得此起彼伏，姥姥家的窗户上也贴上了红红的窗花。龙凤呈祥、五谷丰登、连年有鱼……那些漂亮的窗花，都是她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亲手剪出来的。

一晃就到了大年三十儿，这是繁忙而热闹的一天。姥姥忙着包饺子、扫院子、挂灯笼、贴对联，还在堂屋里摆好牌位，“接”故去的姥爷和老姥姥、老姥爷回家过年。 除夕要守夜，而初一更是要起五更。煮好饺子，姥姥叫我到院子里拉一挂鞭，她在屋子里给众神和先人“上供”，然后盘腿坐在坑头上让我给她磕完头，给我五角压岁钱，才能吃饭。天还没有完全亮，村里晚辈们来给姥姥拜年。姥姥必定要坐回到坑上，等孩子们磕完头后，再从坑头上下来，一个一个地给分压岁钱。姥姥的大年，处处充满着仪式感。

姥姥大字不识，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然而她却用行动告诉了我：生活是个严肃的课题，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必须心怀敬畏；再简单的生活也不能苟且，再普通的大年，也可以充满诗意。

□刘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