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岁进入北京一城中村卫生室工作到50岁办理退休手续，康丽20年间从没离开这个现在称之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地方。在这里，她的职务是医生。但与各大医院医生不同的是：她既是村民又是医生！

由于有这种身份的不同，前些年收入低时村委会与她之间相安无事。从2013年国家拨专款直接补贴乡村医生开始，村里越来越关注她收入的变化。当补贴提高到每月3500元时，村里认为她既在村里领工资又拿补贴等于是双份工资，对其他村民不公平。于是，要求她将补贴款交到村里，随后，又从工资中直接扣除补贴，使其月收入由6000元锐减至2700元。

康丽按照村里的要求做了，但觉得不合理。于是，她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返还被扣款项并支付工资差额。近日，法院终审判决支持了她的请求。

赤脚医生扎根农村 乡医补贴无故被扣

“虽然我们生活在大都市里，但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村民。如果倒退20年，我们还有地可种，有羊可放。尽管村里已经没有一丁点儿旧乡村的气息了，谈起我们这些当年的乡村医生，村民们还习惯说我们是赤脚医生。”康丽说，从医20多年来她一直没有离开过生她养她的这个村子。

“近些年社会上很少称呼赤脚医生了，但我心里一直把自己当成是赤脚医生。因为，与我自始至终打交道的对象都是村民乡亲。”康丽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很多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和孩子疏于照顾，很多疾病也需要及时治疗。与以往比，我也比从前更忙了。”

虽然更忙了，可是，从2017年开始康丽的收入不仅没涨反而降低了，而且降幅很大。与原来相比，整整降低了一半还多。

说起工资降低的原因，康丽说，她1997年入职时每月只能从村里领到200元补助。后来政府发补贴，她的收入才有所提高。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她的收入也涨到了3000多元。但是，当补贴标准提到每人每月3500元后，她的收入开始急剧下降。

为此，康丽曾找村里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村里有权统筹调整村民的收入。”其收入远高于其他村民就应将高出部分交给村里。她对这个答复不满意，在屡次交涉无果后，她与村里打起了官司。

国家补贴只给医生

村里认为分配不公

近年来，找康丽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她治疗的病人也不再是简单的头疼脑热了，而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疑难杂症了。康丽说，到卫生室工作后总感觉到自己的医学知识不够用，于是就自考医学专科并参加各种形式的医学培训。由于勤奋努力，她很快取得了乡村医生职业资格证，从一名赤脚医生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乡村医生。

为稳定乡村医生队伍，方便农民就近看病，北京市从2008年起实施乡村医生补助政策，标准为每人每月800元。2013年7月，原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财政局又联合出台政策，将这一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600元，并明确规定该部分费用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克扣。

2013年8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的通知》，要求各地采取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发放乡村医生补助，由县级财政部门直接将补助经费的80%以上按月拨付乡村医生，余额经考核后发放，不得挪用、截留。

“看到这些政策后，我非常高兴。”康丽说：“我工作了10多年，工资才涨了1800多元。没想到政府出台这么好的政策，工资一下子又涨了1600元，一个月能拿到3600多元了。”

然而，到了2017年事情发生了变化。因为补贴提高到了3500元，康丽的收入明显高过了其他村民。

2016年3月，北京市印发《关于加强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将乡村医生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3500元。针对山区、半山区的不同情况，各涉农区在基本补助基础上可再增加补助500元至2000元。此次调整后，山区村医的待遇水平可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持平，月平均工资在5000元左右。

“我的工资都是村里发放的。补贴款提高到3500元后，村里就找我谈话，说我每月从村里领3000多元的工资，又领取3500元的补贴款，相当于领了双份工资，对其他村民不公平，要求我将补贴款交回。”康丽说，虽然她很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因此，在2017年1月前，她向村里缴纳了每月3400元的补贴款。

但是，在2017年2月份后，村里不再要求康丽上交补贴款，而是从她工资里直接扣除3300元。这样一来，她的工资不仅打了折，而且锐减至2700元左右。

村里扣款缺乏依据

法院判令全部归还

“村里的解释也有道理，我也觉得自己有理。”康丽说，由于双方在如何扣款、该不该扣、是否应当返还问题上争执不断，她决定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村社区卫生服务站退还她缴纳的乡医补贴款，支付按照乡医补贴款克扣的本人工资。

为了稳妥起见，同时做到有理有据，康丽申请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给予法律援助。该中心指派张志友律师为她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在仲裁庭审阶段，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同意退还康丽缴纳的补贴款，但是，不同意支付克扣的工资。理由是按照双方劳动合同，康丽的工资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向康丽发放的工资符合合同约定。

2017年12月，仲裁委认可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理由，裁决其返还康丽上交的补贴款，驳回康丽要求支付克扣工资的仲裁请求。

康丽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庭审时，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交的考勤表显示，康丽2016年每月应发工资为5500元，2017年1月又调整为6000元，2017年2月工资突然降低为2700元。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表示，根据合同约定，双方以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资，以经营状况和康丽工作情况计算奖金，最终合并结算工资和奖金。2017年康丽应发工资降低的原因是，其属于非营利机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存在亏损，故降低了康丽的奖金数额。

张律师指出，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4条规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因此，奖金也是工资的一部分，单位不能单方面降低康丽的工资。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劳动合同中约定康丽的工资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但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交的工资表显示，康丽的应发工资在2016年是固定不变的，且时间较长，应视为双方已就工资标准达成一致意见。2017年1月康丽应发工资为6000元，但是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期间降低为2700元，而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对此的解释缺乏依据，故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判决村社区卫生服务站返还康丽2016年3月28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乡村医生补贴款3.4万余元；支付康丽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期间工资差额2.3万余元。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认定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目前，康丽已经拿回了本应属于自己的钱。

□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