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家胡承志于今年4月13日仙逝，享年101岁。

很多人知道胡承志的名字，是因为“北京人头盖骨之谜”——胡承志独立制作了一批“北京人”头盖骨石膏模型，1939年，他制作的模型在丹麦哥本哈根世界人类学大会上展示，受到科学家的广泛赞誉并被多国博物馆收藏。抗战期间，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不翼而飞，至今下落不明，胡承志的模型成为绝版，而他本人还是最后一个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中国人。

1949年后，胡承志开始向古生物学研究转型，取得巨大成就。1957年，他在贵州发现一种脊椎骨骼化石，经鉴定，这是一种比陆生的恐龙更为古老的水生爬行动物，被命名为“胡氏贵州龙”；1965年，胡承志根据他人采集的两颗猿人牙齿化石，查阅大量中外文献，缜密对比，鉴定并命名为“元谋人”，此后，“元谋人”被编入中国历史教科书。

与“北京人”结下不解之缘

胡承志，1917年生于山东。13岁时父亲去世，因家贫而辍学。1931年3月，经邻居介绍，14岁的他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实验室，给加拿大学者、解剖科主任步达生当杂工。

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并聘请瑞典人安特生为顾问。安特生与解剖科主任、加拿大人步达生制定了东亚科学考察计划，以采集和研究亚洲的人类化石为主。

在这个计划中，安特生采集的人的骨头标本，都拿来给步达生做研究。由于资金不足，这个计划没能按照原定的设想进行，但是他们的工作却由中国人裴文中坚持了下来。1929年，裴文中第一个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世界！胡承志到协和医学院之时，正值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后不久。

最初，胡承志在协和医学院只是一个书童，帮学者们借阅图书。但他勤奋好学，步达生不会讲汉语，他苦学英语，数月后就可以与步达生对话。步达生观察到胡承志手脑兼敏，灵巧聪慧，便选了他学习修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

1934年，步达生去世，德国学者魏敦瑞接替步达生主持研究，聘请蒋汉澄到新生代研究室制作石膏模型，胡承志跟随学习。由此，他与一批地质名家、与“北京人”化石结下不解之缘。

1936年11月26日贾兰坡发现了北京人完整头骨。

1936年，19岁的胡承志独立制作了一批“北京人”头骨模型，其中就包括先后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裴文中、贾兰坡二人所发现的化石。胡承志在模型的内壁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完成日期。模型仿照原来色泽，除重量不同外，与原标本几无二致。

留下一段未解之谜

“北京人”离开协和医学院是在珍珠港事件两天前，即1941年12月5日。胡承志回忆，在珍珠港事变前，大约在11月中旬，新生代研究室女秘书息式白匆匆来到实验室，要求胡承志速将“北京人”等装好，秘密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胡承志对这一天早有准备，已经做好了两个大白木箱。两三个月前，归国不久的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告诉他，“‘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胡承志问什么时候装箱，裴文中说：“听信儿。”现在“信儿”来了，却不是来自裴文中。胡承志知道事关重大，当天下午先到兵马司胡同的裴文中办公室，向他当面求证。裴文中告诉他：“你赶紧装吧。”

胡承志当即赶回协和医学院实验室，先将房门锁上，开始秘密装箱。由于他一个人搬不动这两只木箱，请了协和医学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帮忙。整个装箱过程只有他们两个人。

胡承志将“北京人”化石从保险柜中一一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包好后，每个头骨装入一个小木盒，并用汲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

“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上“CaseⅠ”和“CaseⅡ”的英文。

胡承志和吉延卿把两个木箱搬到博文的办公室，当面交付。他当时能够获知的信息，是当夜被悄悄运至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这两只箱子被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从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之后搭载计划于12月11日进港的客轮“哈里逊总统号”，前往美国。

两只木箱由专人护送，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开赴秦皇岛的专列。8日上午，列车按计划抵达目的地。但“哈里逊总统号”没能靠港。因为在前一天，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哈里逊总统号”在长江口外被日本战舰追捕，触礁沉没。

刚刚抵达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列车和军事人员，一夜之间就成为日军的俘虏。

至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翼而飞，留下一段至今未解的历史之谜。

摘自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