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刮了一阵阴冷的风，不一会儿，我一哥们儿来了。那人是我的中学同学和兵团时的战友，几年没见，如今俨然是个小老头了。从他身上，我照出了自己，竟有点悲凉。他带来了个坏消息——刘辛娜死了。

……

鼓风机嗡嗡地唱着、菜刀在案上叮叮当当地跳着，少男少女们嘻嘻哈哈地笑着，在这笑声中，一屉屉白胖胖的包子出笼了。在这笑声中，肯定会有个说话最脆，笑得最响的女孩儿……这样的场景，在当年兵团任何一个连队，都司空见惯。很活泼，很阳光，很清纯，很浪漫。我所在的那个炊事班里，笑得最清脆的那个女孩儿，便是刘辛娜。

那时的男女生，没有接触的条件和理由。只有炊事班例外，因此，炊事班便成了少男少女们最神往的地方。

我从小就本能并且无端地喜欢着狐狸脸的女人，刘辛娜就长着一副生动的狐狸脸。刘辛娜爱笑，那笑能影响和带动一圈人的情绪。男孩儿们，低沉的，能很快欢快起来，已经很欢快的，则会疯狂地上窜下跳。女孩们则显得略有些不安、焦躁甚至厌恶。但刘辛娜不管，她依然那么笑着、叫着、唱着。假如哪一天她没来，那么，整个炊事班也就病了。

我的手扎了根刺，很有些疼，却绝对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偏偏爱大惊小怪的刘辛娜就咋呼了起来：“别动，你手太脏！”她抓住我的手，并命令张峰倒点醋来。她取来针线包，在我的手和针上都倒了醋。我嘶嘶地吸着凉气，她在我手上拍了一下，说：“还男生呢，这点疼都受不了？”周围炊事班的一群人，各个表情严肃得有些微妙。

“手术”进行得并不彻底，那根刺并没拔出来，任她怎么用指甲捏，也无济于事，一个男生说：“行了行了，至于的么？”刘辛娜说：“要是扎了你呢？你也行了行了的？”说着，便攥住我的手，使刺的部位凸出，然后把嘴贴了上去，试图把那刺咬出来。

那种妙不可言的近乎晕厥的感觉，就是在那一刻产生的，并迅速地从手掌向周身传开去。刺，是否拔了出来早就忘了，只记得，那一夜我失眠了。那年我刚刚18岁，1970年的18岁啊。那一夜，一个少女为我拔刺儿的镜头，久久挥之不去也不愿挥去。

以后的刘辛娜依然那样笑着唱着，把欢乐传染开去，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样子。其实，本来就什么也没发生过，只是我以为发生过了。过了几年，当我渐渐懂得了一些事以后，我才知道，那种感觉就叫“自作多情”。

刘辛娜没看上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男生，而是和包头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这让很多北京的、天津的知青们心里都酸酸的涩涩的。但没办法，爱，是没有道理的。刘辛娜不管这些。她不生活在别人的感觉中。

刘辛娜没看错人，那个包头知青很有些出息，我们回北京时，他已经是包头市委的一个小官员了。

后来，联系就渐渐断了，即使聚会，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再后来，我们就都觉得自己老了。只有那些记忆还甜着。酸甜。

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了，他们就在北京买了房，并把家安了下来。今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北京郊区的一场车祸，把这个中年女性的生命夺去了。非常突然，爱说爱笑的刘辛娜就没了。由于没得到消息，也便没能送送她。于是在我们的心里，刘辛娜，就永远是少女时的样子了。

□武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