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会的劳动争议调解员，还是应该有点公益心。”回想起这9年的工作，北京市西城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调解员、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天任颇为感慨地说。

从2009年当上工会调解员以来，王天任已经记不清他和团队同伴们经手了多少案子，但是凭着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一次次守护住了职工的权益。

去年，一位老先生到调解中心找到了王天任。这位老先生1940年出生，非城镇户口，2008年5月入职一家公司，从事保安和收发工作。2013年底，他在工作中受伤。随后，他要求单位确认劳动关系、认定工伤，并要求相关赔偿，但企业不同意。

经过王天任的联系，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出面了，但是态度强硬，表示坚决不调解，并要求走仲裁，可老先生却不愿意。因为此前，老先生也咨询过，知道走仲裁时间太长。但人事负责人很直白地表示：“老先生到企业的时候已经68岁了，超过了退休年龄，他跟企业之间就不算是劳动关系，最多就是劳务关系，而且企业给他上了意外伤害险，受伤的花费走保险就行了。”但王天任很明确地告诉他：“别管老先生多大岁数，他在你们那上班，就是劳动关系。”

王天任解释说，应该按照《劳动合同法》优先的原则。而老先生是非城镇户口，从来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也无从享受，所以他跟企业就是劳动关系。听了王天任的分析，这位人事负责人坐不住了，找来了企业法律顾问，又经过一番对于相关法条的查阅，他们都认可了王天任的分析思路，表示同意调解。最终，老先生拿到了应得的补偿。

虽然劳动争议调解的工作并不是王天任的主业，但在这项工作上，他却花费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招来一些误解。

今年，一位在P2P企业工作的职工，因为企业欠薪，来调解中心寻求帮助。王天任了解到，跟这位职工情况一样的共有5人，被企业欠薪在8万元到20万元不等，于是找来了企业负责人。

当时，企业派来了法务人员，他到调解中心后，表示同意调解，对于欠薪的金额也完全承认，并同意全部支付，但是不能一次性支付，需要分次。比如8万元，需要分6次支付，而那位职工也同意了。按照正常情况，这次案件已经调解成功，接下来，王天任可以让他们签署《调解协议》了。就在这时，王天任犹豫了。

王天任说，“在金钱方面，企业方都希望支付的越少越好，很少有这么痛快的，而且又是P2P这种高风险行业，所以我们感觉，这里面有问题。于是，就想先拖延下时间，不让他们签《调解协议》，假装提出希望另外4位职工一起到场调解，如果不行就直接去仲裁。” 

眼看着调解已经成功，那位职工对于王天任的做法很不理解，还反复说要投诉他。职工走后，王天任在网上搜索发现，这家企业的老板是一名“老赖”，两年前就已经被列入了失信者黑名单。“企业法务那么痛快，很可能就是在拖延时间。如果真的让他们签了《调解协议》，职工很可能等到最后，什么都拿不到，反而错失到仲裁或法院的良机。”王天任说。

王天任说：做调解工作，我就得实心实意地为职工着想，为他们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哪怕一时间被误解，那也不是多大的事儿。

“当初真的没想到，工会调解员的工作，一下能干9年。”王天任说，他们团队共有7个人，日常有4个人在调解中心轮流值班。最初，他也专门招过刚拿到执业资格的年轻律师来这里值班，但是都干不长久。

“这项工作有时候确实比较枯燥，相对于我们平时接触的其他案件，得到的报酬低，但是却更加费时，让人很难有成就感。但是为什么能干到现在，我想，还是因为心里装着那些职工，尤其是在劳动争议发生时，处于弱势的劳动者。他们被拖欠的工资、被拖缴的社保，真的就是他们现实生活的来源，今后人生的保障。我们代表工会为他们提供帮助，就是要守护好他们作为劳动者的价值体现，这也是社会对他们的尊重。”王天任说。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