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生长在教师家庭的70后。家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大我九岁的姐姐。记得当时我家住在丰台区草桥村一个红漆木门的大院里，院里除了6间老旧的瓦房外，还有几棵高大的老槐树。听当地的老人讲，这里原是小学校的旧址，后来学校搬迁了，为解决教师的住房问题，这里就成为老师们的家属院了。

记得当时父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四十几块钱，家里最值钱的财产就是陪伴父母上下班的两辆二八自行车。父亲说，这两辆自行车是他和母亲在学校工作表现突出，用学校奖励的两张购物券买的。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买任何东西都要凭票供应的。比如：买粮食要粮票，买猪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条鱼还要带个“小本子”——副食本。记得有一次放学，我和母亲路过供销社的时候，看见门前排了长长的队，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供销社正在卖“明太鱼”——据说是产自朝鲜的一种鱼。当时母亲没带副食本，只好回家去取，等我们一路小跑回到供销社的时候，早已人散货空了，本想一饱口福的我急得哇哇大哭。

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节省家庭开支，父亲在院子里开垦了几块菜地，每天从学校回来，顾不上喝口水就开始在菜地里忙活，我和姐姐就帮着拔草、浇水、施肥。餐桌上的油菜、南瓜、土豆、西红柿……都是我们一家人辛勤耕耘的成果。为了给我和姐姐补充营养，母亲还从姥姥家弄来几只母鸡，每天还能收获几枚鸡蛋呢！秋末冬初，我和父亲推着平板车排队买蜂窝煤；一起挖菜窖存储大白菜；全家人围坐在厨房的小桌前做着美味的西红柿酱……虽然那时生活很清苦，但别有一番风味。

时间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春风吹进了我们的大院。爱鼓捣无线电的任爷爷靠帮人修小家电，挣了第一桶金；蔡老师在校外办补习班很晚才回家；爱养花的父亲买了一辆小三轮车。一到星期天，我就和父亲推着小三轮车，拉上十几盆月季、兰花、石榴花到城里去卖，一天下来还能进账十几元钱，家里的“小金库”也充实了。1985年的时候，我家终于添置了一件“重器”——一台“三洋”牌日本原装12英寸黑白电视机。那天晚上，母亲早早地让我招呼全院的邻居们来家里看电视。吃过晚饭，全院的男女老少围坐在电视机前，大家像过年一样，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卖大饼的姑娘》，直到电视台里的主持人说“再见”了，人们才意犹未尽地散去睡觉。

转眼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1990年北京亚运会就要召开了，为了收看亚运会盛况，我家那台12寸黑白电视机终于“退休”了，换成了带遥控功能的昆仑牌21英寸彩色电视机。还是在这一年的“教师节”，我家还装了一部电话。母亲戏称：咱们家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50年代出生的人受当时苏联的影响，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憧憬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的是土豆烧牛肉。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那天，我开车拉着老邻居们又去了曾经住过的大杂院。一路上，大家看到，曾经的矮平房、小马路早已被高楼大厦和四通八达的立交桥所取代，原先的臭水河也不见了踪影，鲜花、假山簇拥着一条清澈的溪流贯穿于楼宇之间，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李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