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市郊的“万人坑”，吃“忆苦饭”。回到家，我跟家人一提，爷爷顿时老泪纵横，吓得我以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爷爷告诉我：当年，日本鬼子侵略这座城市，在煤矿周围拉起铁丝网、修筑碉堡，用步枪、刺刀和皮鞭逼迫工人下井挖煤。工人稍有反抗就拳脚相加、放大狼狗撕咬。有一年瘟疫横行，日本鬼子挖了一个大坑，把生病的工人扔进大坑里，这就是“万人坑”的由来……解放后，爷爷和工友们才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

父亲高中毕业，接了爷爷的班，也当了一名煤矿工人。我记事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矿上分的“筒子楼”里：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只能放下一只衣柜、一张桌子、一大一小两张床。门口砌着灶台、堆着煤球、放着碗橱，家家都是这样，一条走廊被挤得越发狭窄。卫生间和水房都是公用的，在走廊尽头。那时候，水和电是限时供应的，供水时段，每家主妇都派个大点儿的孩子拎着桶去接水，队伍排得老长。晚上九点钟拉闸断电，家家都备有煤油灯。父亲的一份工资要养活三口人，还要接济爷爷、奶奶和小叔，日子清苦自不待言。筒子楼里住户家庭状况大抵如此。我的印象中，筒子楼的主妇们都非常能干，日常吃的、穿的、用的，只要是自己能动手做出来的，就绝不会花钱去买。比如扫把、锅盖、篮子、馍筐，都是她们结伴去田野里采来扫帚苗子、高粱秆子、麦秸秆编成的。

筒子楼里的小孩都巴不得自己父亲上夜班。因为夜班的“班中餐”好，有肉包子、苹果、煮鸡蛋。大人舍不得吃，带回家，小孩子就饱了口福。有几次，我正津津有味啃着苹果，母亲用一种复杂的语气对父亲说：“你干嘛不自己吃……”唉！当时年纪小，满脑子就是“吃”，没有体会到父母的艰辛。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家主妇都在“吃”上头动足了脑筋。筒子楼周围有大片荒地，每家主妇都用碎砖、树枝围上一块种小葱青菜；矿上发白面，她们把白面掺上红芋面、玉米面蒸花卷，既调动了大人小孩的胃口又能“细水长流”；冬储时，她们把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切下来洗净腌上，又是一道美味小菜……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矿工的日子越来越好，先是“限时供水”“拉闸断电”成了“过去式”；接着，原本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鸡鸭鱼肉，隔三差五就能端上餐桌；然后，矿工们从筒子楼、棚户区搬进了崭新漂亮的“单元房”，家家添置了彩电、冰箱、洗衣机……日子越来越红火。

我大学毕业后，应聘到煤矿工作。我眼中的煤矿，跟爷爷、父亲那个时代的煤矿有了天壤之别：碧绿如茵的草地、绿树成荫的厂区、五彩缤纷的花园、高耸入云的井架、现代化的办公大楼、庄重气派的工业广场、整齐划一的公寓楼、成群的白鸽在草坪上散步……我拍下照片给父亲看，他连连感叹：这哪里是煤矿，分明是花园。

报到后，我被分配到粉煤灰化验室从事化验工作，宽敞明亮的操作间、归置整齐的设备仪器、亮晶晶的试管、各种各样的天平，还有身穿洁白制服的化验员师傅，他们那样热心，手把手地把我从一个“门外汉”教成能独当一面的化验员。

下班后的生活丰富多彩，爱热闹的，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到小饭馆搓上一顿；爱静的，可以独自到假山池塘附近散步；爱学习的，可以到职工图书馆阅读；爱健身的，可以打篮球、踢足球、跳广场舞、练瑜伽；爱文艺的，可以在职工活动室里画画、弹钢琴、跳交际舞……每个夜晚都能过得五彩斑斓。

转正后第一个月，我把工资单拿给父亲看，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又看，高兴地说：“我跟你爷爷干了一辈子工，从不敢想能开这么多钱，你可要好好干呀！”

从爷爷、到父亲、再到我，三代人见证了煤矿的发展变化，见证了家乡的蒸蒸日上，并由衷希望：老百姓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赵闻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