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阁楼上，有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那是用一个用过的空墨水瓶制成的，瓶盖中心被打了一个小孔，一根中间塞了棉线火捻的管子通过小孔，作为灯芯。将煤油灌入墨水瓶，拧上瓶盖，点燃灯芯，就是一盏简易的灯。

我一出生，就与煤油灯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母亲说，我出生是在子时，正是夜半时分。给我接生的是村里的刘阿婆，刘阿婆眼神不太好，我一生出来，胡乱踢腾，刘阿婆一时没抓牢，我一脚蹬在了母亲身旁正点着煤油灯帮着照明的隔壁二婶的手上，二婶手里的煤油灯“啪”一下落在床上，瓶盖脱落，煤油溅了一床，燃着的灯芯“呼”一下点着了棉絮。在刘阿婆和二婶惊恐地大呼小叫声中，在门外守候的父亲冲了进来，父亲一把抱起母亲，将母亲移到外屋，刘阿婆也抱着我冲了出来。在父亲和一众亲友合力扑救下，总算没酿成大祸，否则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煤油灯一直陪伴着我成长。那时候生产队经常晚上组织社员学习开大会，会场上会点亮一盏瓦斯灯。瓦斯灯也是用煤油，用之前必须先给它打满气，其原理是把煤油气化后点亮灯芯。瓦斯灯发着刺眼的白光，把会场照得如同白昼。瓦斯灯储气量有限，所以坚持不了多久，就得给它再打“气”。生产队负责给瓦斯灯打气的是二叔，二叔是个退伍兵，见过世面。我好奇瓦斯灯，每次二叔打气我都围着看。二叔给瓦斯灯打完气，总是叹息说，什么时候能用上电就好啦。

我就是从二叔口中第一次听到“电”这个词儿，从二叔的描绘中也模糊知道“电”是一个比瓦斯灯更神奇更美妙的事物。

改革开放之初，我已上初中，物理课上老师给我们讲电，讲电流、电压、电阻。一个学期上完，我们一个班的学生对电还是一知半解，因为老师是纸上谈兵，我们学生没见过电，压根不知电为何物。那时候上晚自习，一个教室里分散点着四盏有玻璃罩的台灯，晚自习上完，鼻孔被油烟熏得黢黑，伸指头一掏，半截手指都是黑的。

1983年，我们乡建成了一座水库，水库的主要功能是农田灌溉，同时安装了一台小发电机，准备利用富余的水发电。我们村离水库不远，一旦发电村里就能通上电。听说能用上电，村民们个个兴奋得很。虽说那时已分田到户，但只要乡里一声号召，抬电杆、架电线，个个争先恐后，有电杆要立在农田里，无论立在哪家，没一家说过“不”字。电很快通上了，电灯燃起的那一刻，全村鞭炮齐鸣。

然而，好景不长。水库水量小，为了不影响农田灌溉，电发了没多长时间就不得不停了。偶尔发上一两次，灯泡的亮度比煤油灯强不了多少。煤油灯又回到了每家每户的桌上、灶台上。而这时候，煤油特别紧俏，我们乡、镇供销社根本没有煤油卖，人们只得用油烟更大的柴油取而代之。

1988年夏初，我们家才真正通上电。但那时候电价乱得很，什么电损、线损、变压器损耗等都加在了用户终端上，最高的时候我们村曾有过10多元一千瓦时的电价。有的农户嫌电太贵，重新用上了煤油灯。大多数家庭只有几盏小功率的白炽灯，少数家庭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至于冰箱、洗衣机等没一家有。

进入新世纪，家乡进行了彻底的农网改造，电量足了，电价降了。加之国家开展“家电下乡”活动，买家电有补贴，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等一股脑儿涌进了农家，人们的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

煤油灯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仅存于我这代人的记忆中了。它是岁月的见证，照亮着我前行的路程。

□韦耀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