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她，由一次新年文艺汇演，相识在那个新旧生活更迭的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们读初三的两所学校虽相隔不过十几里，但由于严格的管理、崎岖的山路，致使我们只有怀念，难得相见。于是那一张张青涩的小纸条就成了我们沟通的唯一渠道。为了不让传纸条的同学“偷窥”，我是里三层、外三层包了，用糨糊粘好后，再偷偷摸摸地递给同学，传给她，生怕别人看见。如若遇上早早放学，那便是我的节日。我定会骑上自行车，翻山越岭赶到她的学校。透过她宿舍的后窗户，向里面吹口琴招呼她出来。一来二去，只要一听到口琴声，整个宿舍就翻了天。

那年中考后，她上了师范，我读了高中；她在外地，我在县城，相隔数百里。一封封写满相思的书信，便通过邮车、邮递员，串起了两地的心、难舍的情。透过融进感情的字里行间，了解了彼此的学习生活、烦恼苦闷，一起祝贺学业有成、一起排遣孤独落寞；有时还会在信封里夹上一张刚照的相片，或者一枚刚摘的树叶。她说，信中读到我的影子，嗅到我的气息；我说，信中读到了她的成熟、发现了她的眼泪。那段时间，学校的传达室就是我们的相思驿站，一直延续到走上工作岗位。

她分配到一所乡中教书，我则晚两年分配到县高中教书。庆幸的是学校传达室都装了电话，可以互通信息。她那边老师少，打电话方便些；可我这里却要排队。你在前面讲电话，后面等着一堆人，想要说点暧昧的话根本不可能。因此，我们约好咳嗽两声就代表“想你”，咳嗽三声就代表“我爱你”。那天，她心情高兴，我咳嗽两声，她咳嗽三声，咳嗽个不停。后面等电话的不耐烦了，我只好回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今天感冒了！”第二天清早，她便来学校看我，带着感冒药。后来电话方便了，电话卡、磁卡攒了一大摞，再也没有了“感冒”的尴尬。

1992年，我们结束了马拉松式的恋爱，组成了家庭。随后，她调到县城，我调进机关，都配了手机，且几年间换了好几部。这时躲在无人角落里，想聊多少时间就聊多长时间，只是每月的手机费都要透支。中午吃什么饭，回家买什么东西，这些家长里短，只一个电话即可搞定。工作关系，我经常下乡出差。我走到哪里，她的电话便跟到哪里。但这不是跟踪，而是照顾。注意安全、天凉加件衣服、出门带好雨具、少喝酒多休息、感冒记着吃药……有手机在身边，便如她在身边，倍感温馨和温暖。

2005年，家里添了电脑，装了宽带。从此，除去手机，我们又多了一条便捷的交流途径。每次出差到外地，我都会抽时间找网吧（后来用笔记本），通过QQ视频与她面对面聊聊异地的城市、景点，聊聊家里的闲事、花草。有时，我会告诉她头发乱了、嘴角还有一小片菜叶；有时，她也会告诉我，脸上又长小痘痘啦、眼圈发黑没睡好吧；有时，我家那位小公主也会在摄像头前上蹿下跳，抢着插话。心里那个美呀！虽远隔千里，就如在家里。

迈入智能时代的当下，微信、语音、视频等各种便捷的通信手段，让我们的“想念”可以即时表达。虽时过中年，少了甜言蜜语，但一个表情、一个图片、一段视频，足可传递彼此的挂念。

回忆过往，我们相识在改革开放初期，又踏着时代进步的节拍，相恋、相知、相守在新时代的灿烂阳光下，不由感慨万千。这是国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40年，也是属于我们的40年。

□张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