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生活在郊区延庆，是个不善言语的农村妇女，但是提起近40年的变化，却也有说不完的话。

她叫崔占英，出生在战火纷飞的1937年。童年是在极度恐怖的环境中度过的，直到解放，才过上太平日子。她婚后养了四个孩子，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力低下，虽说孩子们没有挨饿，但总体上还是营养不良。实行分田到户前，每年年底生产队分粮食，她都要找人接济工分，为此没少欠人情。

农村分田到户后，激发了农民的热情。她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自己家的庄稼。那一年，家里终于有了余粮，不但不用找人接济了，而且再也不用天天吃玉米面了。每到秋天，家里的小院就堆起一座玉米山。她说没想到一个小家庭会收这么多粮食，快赶上生产队一个小队的产量了。

以往缺粮的时候常常是几个孩子把饭吃光了，无奈的母亲只好再去做玉米面糊糊泡腌菜汤胡乱地对付一顿。有了余粮，她开始“落实”设想已久的奖赏机制。看到我们考试得了高分，她会多做几个菜庆祝一下；每次期末考试前她总要炒上一盘鸡蛋为参加考试的孩子们补补脑子。1983年我考上了北京农学院林学系，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说现在政策好了，儿子有机会上大学了，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母亲婚后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只有三间的土坯房里，共用一个外地（过堂），四个孩子两个大人挤在一个炕上。冬天勉强对付，夏天热时让人受不了。没办法，她只好把西屋的柴房打扫干净，让我和哥哥住在里面。1976年地震柴房倒了一面墙，要不是哥哥拉着我跑得快，人就被埋在里面了。回想那时的情景，母亲没少落泪。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母亲搞多种经营，渐渐有了一些存款。1986年她拿出存款盖起四间砖瓦房，实现有独立小院，住砖瓦房的理想。谈起新房子，她说有一个独立的院子是农村媳妇最基本的想法，我为此奋斗了30多年。如果不是政府的改革政策，我可能还要再等几十年。

2015年为了实现母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梦想，我和哥哥在原宅基地翻建了一栋两层的小“别墅”。住在属于自己的“别墅”内，再也不用发愁院子积水、家具发霉和冬季取暖的问题了。她说这样的房子，旧社会的县长也住不上，我可算是有福之人了。要不是改革开放，你们哥俩怎么会有钱盖这么好的房子，还是应该感谢党的政策好，政策对了头，群众有奔头；政策不对头，百姓愁上愁呀！

随着年龄的增大，母亲常常会唠叨以往的一些琐碎的事情。40年前家里只有一辆手推车，每到秋收或冬季运农家肥，推手推车上工的人每天可以比别人多挣2分。手推车没少给家里创造“财富”。村里很多家庭把拥有手推车作为奋斗的目标，有些家庭几年下来也没有实现。分田到户后，家里很快就添置了毛驴车，赶着毛驴车运送货物快捷多了。生产队时代村里只有四辆马车，秋收、春耕全靠这些工具，所以常常是地冻了庄家还没收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个只有60多户人家的村子养活了20多挂马车。国庆节后一个星期，粮食、秸秆全部收运完毕，速度超过生产队时的四五倍。无怪平常少言寡语的母亲说起改革的政策，也有说不完的话。

最使母亲挂在嘴边的是她如今有了自己的养老金。她说是共产党发的，从当初的280多元已经涨到600多元了。除了这些收入，她说还有水库移民补贴款和政府给的百万亩造林土地补偿款，加起来每年有1万多元。逢年过节儿女给她钱时她总说，政府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她还说政府给的养老金，解决了咱们村很多老年人的生活问题。有了属于自己的钱，才算是幸福的人，我们这些农村老人现在都很幸福呀！

母亲就像一本封面普通的书，细细品味她的话，体会她走过的岁月，才能感觉到书的厚度和内容的丰富。回首改革开放的40年，是母亲奋斗的40年，更是国家飞速发展的40年。我为母亲喝彩、点赞，更为国家喝彩、点赞。

□韦耀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