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长城从哪里来？

以北京地区为核心修筑长城的历史，可以从西周初期分封到北京地区的燕国开始说起。商朝灭亡后，西周的宗室召公奭的儿子克被分封到当时遥远寒冷的北京小平原，建立了燕国，作为周朝北方的屏藩，抵御东北方向商朝同姓国孤竹国和山戎部落的进攻。不过，因为地处偏远，直到春秋时代，有关燕国的历史记载并不多。这一时期的燕国为了防御，是否曾在燕山修筑过烽燧或是边墙，现在还不清楚。

到战国初期，燕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强的国家，位列七雄之一。燕昭王时，燕国达到了鼎盛时代，这一时期，燕国征发百姓修筑了燕北长城。《史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燕北长城西起造阳，一种说法就是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北部，向东经过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一带，延伸到了襄平，即今辽宁辽阳，再向东一直跨过鸭绿江，到达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清川江畔。这道长城远在燕山山脉的外围。

居庸关崭露头角

从地形上来看，沿北京北面的燕山山脉，可能有比燕北长城更早的长城，作为早期燕国的屏障。但是，在史料和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这条长城。后世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隘，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居庸关。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记载：“何谓九塞？大汾，冥阸，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居庸塞与句注（古雁门关）、令疵（古令支塞，在今河北迁安市西）、井陉等雄关并列，为天下九塞之一。居庸塞就在今天北京昌平西北的居庸关，扼守着军都山上的孔道，西北通向延庆盆地，与更远的蒙古高原相接；东南则通向北京小平原，与中原沃野连成一片。

战国末期，秦国于公元前228年灭赵，屯兵易水，准备攻燕。第二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出使秦国，刺杀秦王政不成，留下了千古悲歌。秦王政大怒，命令大将王贲发兵攻燕。由于这时候赵国的遗民在河北西北部的代地建立了代国，和燕国唇齿相依，秦军无法由居庸塞从西北攻打蓟城，只能从易水直接北上，直取蓟城。燕王喜逃往辽东。到公元前222年，王贲发兵克辽东，燕国覆灭，不久回师，灭代国。随着在北方的军事胜利，九塞终于尽入秦国版图。秦王朝将秦、赵、燕三国在北方为抵御游牧民族南下而修筑的长城连为一体。

西汉初年在今天延庆城区置居庸县。这时的居庸塞已被称作居庸关。居庸关在西汉流传下来的记载不多，可能因为幽州一带的西汉长城仍是沿用秦长城，远在北方，这里只是二线防御，而西汉国力较为强大，没有大的战事发生。进入东汉以后，有关居庸关的记载就很多了。东汉建武十五年（39年），为了躲避匈奴的骚扰，东汉将雁门、代郡、上谷等郡六万余人迁入居庸关和常山关以东。建光元年（121年），鲜卑一度进攻居庸关。随着东汉国力的衰弱，北方游牧民族常常袭扰幽州边境，居庸关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

刘虞与居庸关

说到居庸关，这里就要提到一位幽州的著名人物刘虞。东汉末期，刘虞任幽州刺史，在任施行仁政，后东汉朝廷任命刘虞为幽州牧。不久，董卓控制东汉朝廷，幽州军队众多，开支很大，却得不到东汉朝廷的转运诏令，一度经济困难。刘虞在上谷郡与北方各族互市，又充分利用渔阳郡的盐铁之利，因此幽州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他还召集因为战乱流散的百姓在幽州劝农，为政宽仁，因此得到拥护和爱戴。

此时，讨伐董卓的各路诸侯，以袁绍为代表，认为汉献帝被董卓劫持，企图立刘虞为帝，被刘虞坚决拒绝。但是刘虞太过宽厚，之前，东汉朝廷命公孙瓒讨伐乌桓，受刘虞节制，公孙瓒天天招兵买马，壮大个人势力，还经常纵容部下侵扰百姓，这引起了刘虞的不满。时间一久，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公孙瓒屡次和袁绍发生冲突，总是失败，刘虞害怕会给幽州带来祸患，日渐防备公孙瓒。而公孙瓒则在蓟城附近修了战垒，两人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初平四年（193年）冬，刘虞率各部军队共十万人进攻公孙瓒。公孙瓒提前得到消息，乘风纵火进攻刘虞军。刘虞的军队不习战事，大败。刘虞无奈之下和部属逃到居庸关外的居庸县城。当时居庸关外属上谷郡，远离公孙瓒的势力。如果刘虞守住居庸关，那么公孙瓒很难突破军都山，鹿死谁手，便未可知。公孙瓒毕竟行伍出身，看穿了刘虞的计谋，直接追到居庸县，仅用三天就把城攻破。公孙瓒以之前袁绍等人打算推举刘虞为帝为由，将刘虞杀害。

这之后，幽州又几易其手，最后为曹操所控制。曹魏到西晋时期，都没有大规模修筑过长城。而这一时期，鲜卑各部正不断从北方迁入幽州地区。清代学者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提到：“（魏）文帝以牵招为鲜卑校尉，屯昌平，又以田豫为乌桓校尉，并护鲜卑校尉，必当屯居庸关外，方能防御招怀，若在关内，则声援不及。”驻守关内与关外的差距如此之大，可见居庸关的重要地位。

十六国时代，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政权都曾先后控制幽州地区。尽管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没有修建长城，但可以想见的是，居庸关作为幽州西北的重要关口，军事上必定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居庸关的故事，到这里才刚刚开始。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