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5日，圆明园西洋楼遗址作为北京市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开始面向社会开放，由此，神秘的考古现场从银幕搬到了公众面前。张中华就是提出“公众考古”的那个人，让普通老百姓有了近距离观摩考古发掘的机会。7年专业学习考古，11个年头始终埋头在考古工地，主持过玉河遗址、圆明园9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刊发数十篇论文……已获得丰硕成绩的张中华，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开创了“公众考古”。

硕士学位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张中华，毕业后来到了北京踏上了他的考古之路。

尽管多年的考古工作，让张中华获得了很多成绩，但张中华却说自己越挖越不明白，越做越发虚。白天在工地，晚上回家写完发掘日志，必须得看看书睡觉才踏实，张中华说，担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的这几年，是他睡觉最少的几年，“我现在的工作就像一个艰辛的‘穿越’。”

上学的时候，张中华学的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新石器时代没有文字，学习的只是田野考古方法，而现在在圆明园做的是清代考古，一下“穿越”了几千年，而这个跨度对于张中华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新石器时代不涉及古建，更不涉及园林艺术，这些知识点不懂的话，写出来的考古报告一定是贻笑大方。只有抽时间翻阅大量文献，恶补这方面的知识，遇到问题马上解决，不然越积越多。

主持过多个考古项目的张中华深知，一个考古工地的收获或者效果取决于考古工地负责人的素养和视角。一位考古学家的养成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考古学是非常综合性的学科，要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考古学家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考古虽然分类在文科，但包含文科、理科、医学、工科、地质学科、体质人类学等等。“比如，挖出来人骨了，多大年龄死的，生前是做体力劳动多还是脑力劳动多？是男是女，生前得了什么病，有没有龋齿？裹没裹过脚？这些认识，如果在现场注意不到，考古信息就会把握不准。再比如古动物学，挖出动物骨，你就会考虑到这具动物骨是否跟人类生活的环境有关，可以分析出，是通过打猎还是驯养的？还有植物学，你会从中了解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野生的还是培育的？历史学更不用说了……”这段话，张中华说得停不下来，而记者听得早已张大了嘴巴。

“可以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我们都要学一点、懂一点。”张中华说，考古学家是博学的一点不夸张，考古过程没有捷径可言。这些知识对当时刚刚接触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说是枯燥的，但真正到了发掘现场，就会发现需要了解的知识太多，这就有了为什么考古的人工作之余还会自觉跑到图书馆搬回大量板砖一样的文献苦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等，只要是存在的，对考古学都是有用的。“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把信息采集得更全；才能够把历史的废片，通过丰富的知识复原得更多，才能通过考古让人们了解到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走过来的，将来怎么发展。”

干了这么多年考古，张中华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人低估了古代人的智慧，古代人的内心更单纯、更投入、更专注，那份工匠精神比现代人更强大！“圆明园的工艺，包括建造工艺、建筑质量很多现在都学不到，比如建筑中用到的‘三合土’，比我们现在用的水泥还耐用，三百多年依然如故，现在在实验室研究比例配方，成分的精确比列测不出来。再比如瓷器，尤其是粉彩，现在做的远没有当时烧的好，还有琉璃的烧造，我们在圆明园发现了七种琉璃，甚至在一种琉璃上面发现五种颜色，可想它的烧造经过了多么复杂的流程和工艺……”张中华的介绍又停不下来了。所以，他希望通过“公众考古”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这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文化的向往。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