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雨，总是让人生愁。惊闻，余光中先生病逝……

大陆读者对余光中的了解，很多是从1971年写的那首《乡愁》诗歌开始的。其实，《乡愁》是一壶陈酒，经了岁月长久的酝酿。

余光中在1928年生于南京，乱世飘零、颠沛流离，去国别乡的黍离之悲，于少年时代便早早铺就了他的人生底色。《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余光中细诉少年时代避乱四川，向往乘坐火车去远方游历，渐渐地，记忆漫漶，像铁轨一样穿行过人生的各个站点。就这样时序纷飞，从上海到安南、到昆明，然后是台湾，接着是美国、欧洲、香港，长长的铁轨、长长的记忆、长长的一生！

《思蜀》、《黄河一掬》、《金陵子弟江湖老》……余光中如屈子行走水湄，心念故土、魂系故人，笔墨中并无悲愤狂狷，只多了一份百转千回的深情，把海峡的这一头与那一头串联在数不清的诗文篇章里。

《乡愁》盛名太赞，许多读者以为余光中是“乡愁诗人”，其实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横涉西洋文学艺术”（董桥评价），涉猎极广、多有建树。他在《四窟小记》中写道：“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年少气盛时他曾自诩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他将第一部散文集冠名为《左手的缪思》，以彰显诗为正果，文为副业，评论、翻译为余事，皆隶属“第三只手”；此外他还钟情于绘画、音乐以及天文、地理、历史，诸般种种，星月辉映，造就一个“艺术的多妻主义者”。余光中并非一个只埋头书斋的作家，他的眼光投射在个人之外的世界。《我的写作经验》、《六千个日子》等文，不仅系统阐述了余光中的文艺理论，我们更能了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生态。作为“蓝星”社重要成员，余光中最厌烦“伪虚无的流行”。现代诗也当继承《诗经》的开朗，“喜悦和悲哀，同为生命的两大动力”。

学者、作家身份之外，余光中为人父、为人夫、为人师、为人友，那些写日常、写读书、写交际的文章，少了肃穆多了活泼，更显亲近与平易。《沙田七友记》写宋淇、高克毅等友人，笔端多谐趣，《文章与前额并高》，估计梁实秋先生看到了，也只能无奈摇头，嗔怪他“你呀，你呀！”《我的四个假想敌》亦庄亦谐，笑谈中蕴深爱，令人捧腹之余倍感温馨。

秋夜辗转难眠。诗人披衣起床，在昏黄的灯下，提笔给他的老朋友写信：“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并作诗《蟋蟀吟》：“中秋前一个礼拜我家厨房里/怯生生孤零零添了个新客……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朋友接信后，来了灵感，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诗人名叫余光中，那位朋友是流沙河。

这样冷清的季节，重新翻阅余光中的作品，遗憾先生的离世，心情又渐渐地得到了暖和。先生享年90岁，这辈子锦绣繁华、凄风冷雨，大约都看过了，留给人世的丰盈，让人在以后的岁月里，永久地怀念他。

□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