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管干部，要从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家人开始。其实，在古代官场就不乏一些官员以身作则、严格管束“身边人”的例子，甚至还有一些约束官员“身边人”的规定。

主动避嫌

公元303年，晋朝的荆州刺史刘弘推荐立过战功的皮初担任襄阳太守。朝廷认为皮初资历太浅，建议任命担任过东平太守的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刘弘却坚决反对。

原来，夏侯陟是他的女婿。刘弘对同僚和部属们说：“夫治一国者，宜以一国为心，必若亲姻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他更上奏朝廷：“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后来，朝廷听从了刘弘的意见。

刘弘不重用自己女婿而重用功臣，任人唯贤不唯亲，一度传为美谈。那时的西晋已经大乱，但荆州因为有刘弘“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公私给足，百姓爱悦”，成了一方乐土，许多难民都移民过来。

教育后代

宋代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北魏贵为司空的长孙道生，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来遮挡尘土的一条熊皮障泥，总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儿辈们见父亲这样，也都自觉地勤俭节约。皇帝派人编写歌词称颂道：“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崔浩的智慧和长孙道生的清廉。

唐朝的卢承庆博学有才干，曾官至宰相。他在临终时交代儿子：“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行了，不要过于高大宽广；只用棺材，不需要棺外椁，那样太浪费了；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许多漂亮话在上头。”这无疑是对儿孙的一种言传身教。在旖旎繁华、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俭朴平实、不尚浮华，绝对是有益世风的正能量。

中国古代的官员，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训》中谆谆教导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来，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长期回不了家，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家书”便成为官员对留守家中的“官二代”们的主要教育方式。

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记载，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官，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格：出行上，不许儿辈“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不可乘车”；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欠缺”等等。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秋夏粮及早上纳，多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显然这是要家人遵纪守法。

沈大人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也要经常接济等等。他在家书中教育儿辈：“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一定之理。唯有自处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虽处盛时，可以保守。”

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被推崇为贤臣。

约束“身边人”

明朝开国初年，很多功臣家的僮仆倚仗主人的权势，横行霸道，导致民怨沸腾。朱元璋召集徐达等人，说：“比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朱元璋认为要治理功勋大臣家僮的劣迹，必须“急去其根”，实际上，朱元璋是要警诫大臣们，杀鸡儆猴。

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朝廷下发文件：“凡在官者，其族属有丽于法，听其解职归乡里。”意思是，现任官员，只要本族亲属中有违法犯罪的事情，那么该官员必须主动辞职回家。作为一种官方制度，这对于防止官员亲属倚仗官势违法犯罪是有一定裨益的，但这种形同“连坐法”的预防措施也有很多弊端。有官员在千里之外好好为官且颇有政声，但却因为老家族人违反了法律，而被解职回家。

朱元璋还对宦官定了很多规矩，不许宦官干预朝政。他立了块三尺高的铁牌在宫中，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当时，“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朱元璋还告谕群臣：“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焉，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

虽然，在古代官场不乏官员以身作则、重视教育、严格管束“身边人”的好典范，但古代历史上官员的“身边人”依然劣迹频出。因此，只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不容特权存在，才能制止歪风邪气，实现吏治的清明。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