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小余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那天，校长让我通知分管后勤的张校长开会。张校长当时正在在建的教学楼工地上检查，来到工地上，只见尘土飞扬，机声隆隆。在一堆大红砖旁，一位年轻的民工正用一把铁夹子夹住四块大红砖往拖车上装。他满头满脸的全是灰，皱纹里也积了不少。汗水过后，一道一道的黑纹脉络分明地布在脸庞上。

见到我，他冲我一笑，我也回敬一笑，问他：“你知道张校长在哪儿吗？”他用手指了指活动房：“在工棚里和我们队长谈话呢。”我谢了他，他又报以一笑，那笑真切、和善，像一朵灿烂的黑牡丹花。

后来从校长那儿得知，他叫余长友，安徽人，在他家乡建筑队上做小工，人们都叫他“小余”。

此后又碰到他好多次，有时他和几个民工一起奋力推拉着装满石子黄沙的拖车，有时是扛着沉重的水泥包。几乎每次看见他都乐呵呵的。见面之间，我们彼此相视一笑，算是打了招呼。就是这一笑，我仿佛也从他身上吸取了什么快乐似的，讲课也变得轻松而又活泼。

星期日，我正在宿舍看书。小余轻轻敲门进来，送给我一袋板栗，说是他家乡的特产，我回赠他一包好烟，我了解他别无嗜好，工余时喜欢抽抽烟，权当消遣，但抽的都是劣质烟。

就这样，我们热络起来。交谈中得知，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念初中，一个读小学，他的老婆在家种地带孩子。

有一段时间，我一连二十多天都没看到他，不知怎么的，我心里总有一种失落感。问张校长，原来小余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右腿跌成粉碎性骨折，正在医院治疗呢。我大惊，忙买了几样营养品去看他。

他半躺在病榻上，右腿绑着绷带。病床边坐着一位单薄瘦小、脸色憔悴的女人，我暗想这就是他妻子了。我把营养品放在床头柜上，他很不好意思，连声说“谢谢！”我问他伤好些了吗？他说已经动了手术，把碎骨拿出来了，里面接了钢板，再过几天就要出院了。我说，你伤得这么重，应该在医院多治疗些时日啊。他苦笑着：“在这里花费太多，家里带来的钱已用得差不多了。”“那工头呢，他没给你钱治疗吗？”“他说我这是自己不小心摔下的，他只付医药费，其他的都要由我负担。”“真是岂有此理，我帮你找他去。”我愤愤然。他忙阻止我说：“别，吴老师，我和他都是乡里乡亲的。”他的妻子也说：“这工头还算有人性，我们老家有个瓦工在外打工砌墙时从楼上摔下来死了，工头赖皮，一分钱也没赔。”

我把口袋里的五百元钱拿出来都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推辞了半天他才收下二百元。离开医院，我的心里沉甸甸的，默默地祈祷他们一家平安幸福。

后来，小余果真提前出院回家休养了。再后来，新教学楼竣工，我再也没看到过他。今年春天，我去市区办事，在街心花园，我看到几个民工正合力抬着一棵高大的绿化树，那个跑起来一瘸一拐的不正是小余吗？我忙上前打招呼。小余见是我，微微一笑。他告诉我，原来的工头把他辞了，他就到处打临工了。我心疼他的腿不适于做苦力活。“我出来做小工，多少能拿点工资。孩子是我的希望，只要他们学习好，将来有出息，我再苦再累也值得。”小余说这话时，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吴建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