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某公司一女员工隐孕入职，享受了相关待遇后又提出辞职。此事经媒体披露，舆论多指其有失诚信，理应谴责；但也有人为其辩解称，企业歧视女性求职在先，“隐孕”乃“不得已之举”。在下对这种说辞不能苟同。

认定某人行为的对错，首先要看结果。结果错了就是错了，不能以前置条件辩解。譬如某人伤害了他人，造成恶果，总不能因为假设对方“恶意在先”而减轻责罚。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企业歧视女性求职，（如招聘时询问女职工婚育信息）倒是那位女工刻意隐瞒了怀孕的事实，入职三天才宣布怀孕，究竟谁“恶意在先”，不是很明了吗？即便如此，企业方面也并没有辞退她，反而允许她“孕期几乎没有正常工作”。可见，企业方面在保护其合法权益上没有什么可指摘处，甚至可以说仁至义尽了。然而，该女职工产假结束后又递交了辞职信，什么理由呢？不知道。如此，人们只能推论其应聘是来“蹭”孕产假待遇的。如果说，这种推论“刻薄”，那么，较之该女职工的行为，哪个更恶意？！

毋庸讳言，某些企业在招聘中确有歧视女性的现象，但随着法律的明确禁止，以及工会对职工合法权益维护力度的加大，这种情况已经显著改观，至少，企业方面不敢明目张胆了。这就是进步。与此同时，作为劳动者也必须明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在法律尚不健全，或者某种行为尚未纳入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企图靠“钻空子”谋取不正当权益，你可能规避了法律约束，但必须为自己的丧失诚信“买单”。

□一刀（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