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插队的武清县参加的高考，我们那时候高考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记得那年高考当天，凌晨两点，我们就起床了。三点钟男生骑着自行车驮着女生，赶五十公里地参加考试。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硌得屁股疼，冻的脸更疼，但满脑子都在尽力回想着复习的内容，也顾不得了。因为我报了一个外语专业，所以比其他考生多加半天，连续考了三天，当时也没觉得苦。”回忆起1977年12月份参加的高考，刘超英笑着说。在她的记忆里，因为当年高考从决定到考试时间非常短，教室都是临时征用的，大小不一。考试的桌子，好像都是临时拼凑做出来的，桌面都没刨干净，露着白木头茬儿，经常是写着字，卷子就硌破了。“房间里放一个炉子加一根烟囱……腊月天，大家都冻得不行不行的，写几行字就得搓手，鼻子都冻红了。”

参加高考时，刘超英正在天津武清县的农村插队，一个离县城最远的村子。因此考试当天需要赶很远的路，但正是这条高考路带着刘超英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路。

1977年7月，19岁的刘超英来到天津武清县插队。“我挺幸运的，7月份去插队，没多久就参加了高考。”当年刘超英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的她想法比较简单，只是觉得有一个考试就去试试，并没有想到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刘超英托家人找了一些学习资料，利用工余时间来复习。不管一天的农活有多累，她都坚持学习。“当时复习的时候不能说偷偷摸摸吧，但也不是正大光明的。因为我当时是正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如果考不上的话，肯定还得继续留在农村；如果占了劳动时间去复习的话，没考上就会非常被动，会被作为不安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反面典型。”刘超英说。那时候住处没有电，她就用小墨水瓶灌上煤油，再弄个小灯芯来照明复习；灯光特别暗，每每看得她眼睛疼，后来家里给她弄了个大点的煤油灯才稍微好些。“那时候也有蜡烛，但一根蜡烛差不多相当于我一天的工分，根本舍不得点。”刘超英说。

从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到12月份考试，隔的时间很短，主要靠平时的积累。插队的时候，刘超英带了一个木头箱子，里面一半都是书。尽管当时能看的书很少，而且那些书她都已经看过很多遍，但是她仍然带着这些书，因为读书是她的爱好也是她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短暂的备考，刘超英坐上了奔赴考场的自行车后座。“为了让我们专心考试，那几天知青食堂专门给我们这些考生吃的是馒头，配一块咸菜疙瘩。平时我们吃的都是窝窝头。”

考试结束之后，刘超英依然回去插队。之后临近春节，她便回家过新年了。“就是这期间，插队村子里的人找到我们家说：‘你被北大录取了，还有三天就结束办手续了，赶快去报到吧。’我当时还是一头雾水呢，问‘怎么北大录取了呢？’村子里的人说：‘是啊，你史地考了118分——全县最高分。’”直到这时，刘超英才确认自己考上了。由于没见到成绩单，刘超英都是从老乡的嘴里得知，她的语文是满分，数学也及格了。刘超英清楚地记得，当年数学题目一共有五张卷子，当时她只做了其中的两张半，幸运的是她会的那部分基本上都做对了。“那是我考试第一次有不会做的卷子，真没想到能够及格。”

其实刘超英当时并没有报北大的考古专业，是学校调剂的专业。得知这一消息后，从小喜欢历史的刘超英更高兴了，“我的初中老师也说‘考古专业就更好了，比历史还好，两条腿走路，可以研究史也可以研究物。’”

“进入大学后，或许是大家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当时同学们都很自觉，学习劲头很强。”以至于后来学校发现学生太用功经常熬夜学习，担心身体会垮，晚上就把电断了，督促他们早点休息。

就这样，刘超英的大学四年在紧张的学习中度过了。毕业后，她被分到了北京市文物局系统工作，从1982年一直工作到现在。

□本报记者 杨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