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是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也是中国恢复律师制度后第一批专职律师。从1983年3月开始从事律师工作，到现在陈旭收获了北京市法制宣传形象大使、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和谐之星、北京市十佳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北京市十佳房地产律师以及2011—2015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模范个人等荣誉称号。谈到今天的成绩，陈旭说：“我要感谢恢复高考，给了我一个进大学学习的机会；还要感谢我母亲，是她让我坚定地选择了法律。”

1977年3月，作为一名中国科学院子弟，陈旭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农村下乡插队。“听到高考的消息，刚开始我并没打算报名，认为那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后来看到好多平时学习不如自己的同学都在准备高考，于是我也报名了。”就这样，年少气盛的陈旭参加了1977年那场在寒冬腊月举行的高考。

陈旭说，其实当年这次考试自己是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参加的，因为他前后复习的时间也就十几天的功夫，再加上没有考试教材，更没有辅导班，全靠之前的基础。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考过了录取分数线。第一次高考陈旭超过录取分数线25分，但是没有达到所报考的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分数线，而是被调剂到了另外一所学校。由于不是自己喜欢的法律专业，陈旭没有去学校报到。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1978年再次招生的时候，陈旭毫不犹豫地报名了。“第一次考试全当练手，第二次就好好准备了。”陈旭说。考前两个月，陈旭就回家专心复习了。“回家准备复习也很苦，当时我们全家人都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我每天是夜里复习，可谓是‘昼伏夜出’。文科还比较好，像历史、政治、地理，死记硬背就行。语文的话靠平时的功底，数学自学也没有用。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数学考了47分，第二年的数学相对难了，只考了20分，幸好其他文科科目的成绩还相当不错，否则，大学就与我无缘了。记得我们班同学中情况最差的，数学只考了9分。后来听一些访谈，有些大学教授自己爆料，当年的数学成绩就是十几分。”陈旭笑着说。

考试完了之后，陈旭回到了昌平农村继续劳动。“一回去，老乡见了都说，‘哟，白了。’当时村里对我的劳动态度和劳动能力还是很欣赏的。”插队的时候，有一件事儿让陈旭印象特别深刻。1977年夏收时，收麦子的时候需要扬场，陈旭连续干了23个小时零20分钟，后来睡了40分钟，又起来继续干第二天的活。“得亏那时候年轻。平时干十几个小时那是经常的，因为夏天需要抢收、抢种。”

经过再次努力，陈旭最终如愿以偿，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法律系。而为什么会选择法律这个专业，则取决于陈旭母亲的建议。陈旭的母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从小就梦想着能当法官、律师。“当年母亲报考华东政法学院时，国家的招生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招收工农干部学员，而不再从应届高中生招收新生，以致她未能实现自己的法官梦。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准备考大学，母亲就建议我报考法律系。事实证明，这也是我喜欢的专业。”

进入大学后，家境贫困的陈旭还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不交学费不说，政府还给我们钱，到了冬天还有冬装补助，我就是靠着助学金过来的。”说起大学的经历，陈旭很感恩。

那时候，陈旭拿的助学金最高，每月22块钱，一个月如果只吃普通的饭还能有节余。陈旭还积极参加勤工俭学，比如帮学校修操场，夏天帮学校刷游泳池……一个暑假下来，陈旭能挣几十块钱。陈旭还是业余运动员——人民大学田径队的队员。每天放学之后，训练两三个小时，训练补助3毛钱。如果是比赛期间，补助会更多。陈旭是跑中长跑的，曾经取得过北京高校比赛前三名的好成绩。“田径训练锻炼了我的意志品质，很辛苦，看你能不能坚持下来。记得训练期间，我心跳最快的时候是210下，最后跑得屁股都抽搐（肌肉痉挛）。”陈旭说，“今年我已经58岁了，身体方面还有精神面貌都还行，都跟那时有关。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候。”

□本报记者 杨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