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我心里永远是一副寒士形象。高挑的身材，瘦削的脸，一套洗得快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走路腰腿挺直，目不斜视，老辈人都说他年轻时有“玉树临风”的气质，不然像我母亲那样的大小姐也不会嫁给农家出身的他。

父亲的草绿色绑腿带子很长，他说那时候为了打走日本鬼子，男孩子从小学就是军事化管理。腿上要绑沙袋，用绑腿带子层层捆住腿练操跑步，卸下沙袋后两脚轻松，走起路来身轻如燕。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很亲切，其实他很多时候都是古板的老夫子形象。他把在课堂上对待学生的严厉态度拿来对待自己的孩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怕他，躲着他。现在我的梦中，父亲的脸都是板着的。

可是他的学生家长都很尊敬他，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学问好，又老实，又负责，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就是在他被剥夺了教书权利靠边站时，人们都还在暗地里敬重他。过年时请他写门对、家信，闲时也都会聚到他身边说说话，尽量把他的自尊心照顾着。大家从他那小心翼翼的神情里，能看得出他心里的感激。

七零年以后，父亲又开始教书，虽然他已不敢对学生要求严格了，但依然“愚钝”得很。见学生不听课，又不敢管学生，就自己怄气，还把这种情绪带回家。我很小就听见母亲埋怨父亲：“人家不要知识，你硬塞，天下也就是你这么个大傻瓜。”

被埋怨后的父亲似乎也想改正，不再那么认真教学，也想学别的老师那样马马虎虎地混日子。可是，每到星期天回家来，还是把某某学生不听课、某某学生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的话带回家。这时候母亲又开始攻击他：“现在人不要文化，你非要他学文化，最后的结果你还要被那些学生打倒才好是不是？”这时候，父亲就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低着头不吱声。

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父亲星期天回家总是带一大包东西。第一次见到，我们以为里面有好吃的，结果一打开却是学生作业。他白天不帮我母亲干活，整天趴在桌上把那些作业仔细批改。到了晚上还要占用家里的煤油灯，这又引来我母亲愤怒的声音。

有天，我大着胆子偷看那些作业本，妈呀！把我吓了一跳。原来一大部分的作业本上都是红红的字迹，等于是父亲把这些学生作业重做了一遍。我怯怯地向父亲说：“你把学生家庭作业本改得面目全非，人家肯定不高兴，如果是我也是不喜欢的。” “都是错的，难道不改正吗？小孩子懂得什么？”母亲又接上话：“你爸爸就是木头脑筋，无论怎么说就是不信，专干那些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父亲见我们都一齐埋怨他，开始为自己辩解：“人干哪行，都得有自觉心、道德心和责任心的。就像那木匠打家具，总是想往好里打，没有谁有意把东西做坏。我有时也想马虎一点，可良心又做不到，不然怎么有职业道德这样的话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职业道德这么个词儿，也感觉到我的父亲是极有道德良心和责任心的好老师。可是他生不逢时，他的那些责任心道德心在当时并不被人重视。待到社会上疯狂地追求知识、追求文凭时，他已躺到了病床上。对那些来看望他的学生，父亲总是一句话：“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好好学习，知识永远都重要都有用。”

我那清贫一生的父亲，没有等到自己“有用”，就那样清贫地离世了。给他的学生和认识他的人留下了无尽的唏嘘：“这么一位好先生走了真是太可惜了！”

□潘爱娅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