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人打工的好处是上岗容易，只要对方同意就可以去干活挣钱。可不利的是，如果出了工伤，不仅对方赔偿能力有限、支付没保障，甚至连告状都不知上哪儿告。从河北来北京打工的赵大成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由于年纪大且没什么技术，赵大成于前年年底来到邹辉管理的工地施工。而登上脚手架还没一小时，他就因架子板断裂摔伤腰椎。起初，他觉得伤势不重，同意对方赔偿3000元了事。后来，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他再次让雇主赔钱时，雇主竟说他耍赖，坚持不给。无奈，他只得打官司，但打官司也不容易。幸亏致诚公益律师霍薇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他才讨回55728元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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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手架断裂摔伤腰

雇主赔偿不抵花费

2014年11月27日，赵大成经老乡介绍来到房山区一个老粮站改造工地干活，双方未办理任何手续。工地上，只有现场负责人邹辉与他谈了工资，口头约定每天120元，待工程完工统一发放。由于临近中午，邹辉让赵大成先吃饭，下午开工干活。

吃完午饭，赵大成休息片刻就按照邹辉的安排去干活了。刚到脚手架上面不久，架子板突然断裂，赵大成重重的摔到地上。

正在干活的工友听到响声，顺着赵大成的呻吟找到了躺在地上的他。大伙儿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他送入距离事发地最近的燕化医院。

很快，赵大成的家人也来到医院。经拍片检查，医生初步诊断：赵大成腰3椎横突骨折。建议其继续进一步检查，以便完善诊断。但是，赵大成考虑到家里没钱，感觉身体亦不像刚摔伤时那样疼痛，提出回家静养治疗。

鉴于赵大成的坚持，医院未强留。在办理出院手续时，邹辉赶到医院，与赵大成达成书面协议：“经医院检查无严重伤害，双方协商结果为给赵大成3000元，以后不负任何责任。”

本以为此事就此完结了，没想到在家休养五天后，赵大成腰部疼痛不仅未好转甚至加剧了。于是，家人将赵大成转至房山区第一医院治疗。经进一步检查，诊断为腰2、3左侧横突骨折。

这次住院治疗，赵大成花费医药费1.6万元，远远超出邹辉给的钱。出院后，赵大成多次找邹辉协商医疗费问题，但邹辉以已经一次性赔偿为由，拒绝再次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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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告个人遇到麻烦

医疗急救锁定管辖

由于岁数大，身体恢复很慢，几个月下来，赵大成还不能下床走动。看到整天卧床不起的赵大成，家人甚是着急，几次前往老粮站讨要说法。其中有一次，赵大成的儿子与邹辉差点打起来，闻讯而至的警察建议双方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经人介绍，赵大成来到致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接待他的霍薇律师一看时间，此时已距赵大成因工负伤近一年时间，如果不尽快起诉到法院，将要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过了时效，其打官司将面临败诉的风险。

可是，要启动诉讼程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赵大成只能提供一张与邹辉签订的协议，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而对邹辉的个人信息，赵大成全然不知。“全国叫邹辉的人成百上千，到底哪个是要告的邹辉？”霍律师觉得要想锁定邹辉为被告很棘手。

霍律师找到介绍赵大成干活的人了解情况，该介绍人说出了邹辉的身份证号码，但不知邹辉的详细居住地址。拿着这个身份证号码，霍律师在岳各庄派出所查到了邹辉的住址。

于是，霍律师与赵大成一起来到房山区法院立案。由于赵大成受伤的地方属于燕山法庭管辖，法院不直接立案，霍律师只好到燕山法庭办理立案手续。立案时，又遇到了问题。法官提出：本案的案由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管辖法院是侵权行为地、结果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如果在侵权行为地，即北京的法院起诉，需要提供邹辉在北京居住满一年的证明，否则只能到其住所地黑龙江省起诉。如果真是这样，赵大成觉得太麻烦了。

而此前，霍律师在派出所查询过，邹辉并未在北京办理暂住证，所以要证明其在北京居住满一年的事实很难。就在这时，霍律师想起赵大成受伤后被120急救车送到燕化医院，这就能证明出事地点在房山，侵权行为地在房山。况且，这一事实有医院的病历为证。

燕化医院的病历显示：“患者一小时前不慎从2米多高处脚手架上坠落，……120送入我院。”这就证明，赵大成受伤后拨打了120急救车，而急救车是根据就近原则将患者送入医院治疗的，因此，可以认定侵权行为发生在房山区，房山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法官认为霍律师说的有道理，经请示后顺利立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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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雇主难以确定

追加老板成为被告

2015年11月18日，为了不耽误开庭时间，霍律师和赵大成没等天亮就出发了。到法院时还未到开门时间，只能在法庭外等候。等待开庭时，霍律师最担心的是邹辉不到庭。“如果邹辉不到庭，法院就得公告送达案件材料，时间将会拖很久。”

还好！第一次开庭，邹辉到庭了。在法官到来前，赵大成和邹辉又因言语不和吵了起来。邹辉说赵大成不应当告他，骂赵大成是无赖，“已经给钱了还来告”。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法官进来制止了争吵。

赵大成认为：自己是由张某介绍到老粮站改造工程处干活，跟邹辉约定了工资，其有理由相信邹辉是老板。此外，其摔伤后也是由邹辉将其送到医院，并与其签订一次性赔偿3000元的协议，所以，邹辉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邹辉辩称，赵大成的伤与其无关，其本人只负责为李健带班，实际承包工地的老板是李健，所以，实际的赔偿主体应当是李健。由于双方对于谁是雇主，应该由谁承担责任的主体存在较大分歧，邹辉又提出李健是老板，为查清案件事实，法官要求邹辉提供李健的联系方式，追加李健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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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残级别达到十级

判决老板赔偿5.5万

第二次开庭，法院电话通知了李健开庭时间，但等了半个多小时，李健仍未出现。经电话询问他还在外地，无法到庭。由于法院仅电话通知，未有效送达，因此无法正常开庭，只好再次安排开庭时间。

今年11月第三次开庭时，李健仍未到庭。法官宣读了一个月前给李健做的谈话笔录。

在笔录中李健称：老粮站是我和朋友孙伟租的。改造工程相关的证件目前还没有办理下来。孙伟让邹辉过来干活，工人是邹辉找的，记账的事也是邹辉记，工资是邹辉把记工明细给我，我把钱给邹辉，由他发给工人。

对于赵大成负伤一事，李健在笔录时称，出事那天，邹辉在中午吃饭时候跟我说有个人受伤了，我不认识是谁，我认为是干活的时候受伤了。但是一了解时间，正好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受伤的，中午这点是谁派赵大成干活的？是赵大成自己吃完饭以后，在脚手架上歪下来的……当天，邹辉跟赵大成商量赔钱的问题，结果邹辉给了赵大成6000元钱。后来赵大成的儿子来找我，我又给了他们1000元。

而此时，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赵大成的伤已构成十级伤残。对于李健及邹辉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一事，邹辉及其代理人认为：李健作为实际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与其无关。

霍律师认为，李健因工作需要由邹辉寻找并管理工人，从工作地点及内容来看，赵大成受邹辉指示上脚手架，并且与邹辉约定了工资报酬。另外，赵大成受伤后与邹辉协商赔偿事宜，因此，赵大成有理由相信邹辉是其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该改造工程由李健负责，邹辉进行日常考勤管理并向工人支付工资，实际上是李健给付工人报酬，因此，李健也与赵大成形成雇佣关系。基于这些事实，李健和邹辉作为雇主，应当对赵大成的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于邹辉与赵大成签订的协议的效力，霍律师认为，赵大成当时并未治疗完毕，这份协议不是赵大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况且，该协议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实际应当赔偿的数额相差较大，显失公平，故该协议无效，应当予以撤销，赵大成有继续主张赔偿的权利。

邹辉质疑赵大成前后伤情不一，存在伤残认定作假问题。霍律师辩称，赵大成的初次诊断是急诊，仅粗略地做了拍片检查，然后就出院了。第二次检查是因为腰疼一直未缓解才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检查项目更具体，医生依据全面的检查结果做出准确的判断符合常理。此外，初次诊断出院后，病人的病情并非一成不变，存在继续恶化或者好转的可能，就是因为病情恶化赵大成才第二次去医院，所以第二次诊断中多一根腰椎骨折符合事实。

对于鉴定报告的真实性问题，霍律师认为，赵大成在做伤残鉴定时的再次诊断结果，与其第二次就医时的诊断结果一致。这就再次印证了赵大成的实际伤情和第一次诊断结论的不准确。邹辉如果对鉴定结论不服，应当提供反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其在提供不了反证或者不申请重新鉴定，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李健因工作需要，安排邹辉寻找并管理工人，邹辉组织赵大成等人在现场施工。从工作地点及内容的指示来看，虽然是由邹辉运作，但他完全是按照李健的指示来执行的，因而，可以认定赵大成的工作也是受李健控制与监督的。鉴于赵大成的劳动报酬也是由李健支付，故可认定赵大成与李健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判李健支付赵大成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55728元。

□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