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张闻天在遭受错误打击的岁月里，妻子刘英陪着他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使我想起了我和妻子的苦难生活。1962年一放寒假，分别在承德、滦平任教的我和未婚妻，各自背着自己的行李回我的老家北京平谷准备结婚。

未婚妻原籍山东定陶，两岁丧母，14岁丧父。家里只有11亩地，却被划为地主。这给她上师专带来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但她仍要求进步，竟入了团，可知付出了多少努力。师专团委书记兼党委秘书孙茂林给我们做了婚姻介绍人。

我们结婚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被子是“一面新”，还有个脸盆是凭结婚证买的，因此，我俩的结婚只写了“一个脸盆办喜事，两张被面把婚结”的对联，横批是“秘密结婚”，没有一个外人参加。

1965年，我们先后调进河北兴隆半壁山中学教书，我还兼着校团委书记，妻子教语文。一年后，“文革”袭来。一天，学生张兰英溜进我办公室，让我躲起来，说造反派要揪我游街。我说：“谢谢你，但我不躲，躲哪去？我家贫农，我当过儿童团长，又是学生时期入的党，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一会儿，他们真的来了。给我戴了高帽，挂了牌子，两个人掐着我的脖子去游街。他们还强迫我妻子挂着“地主崽子”的牌子，在后面陪着我游街。以后我成了囚犯，被看得很紧，不许回家，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挨批斗。

1968年7月，他们让我去烧大锅炉。腊月的一天，我想念一双儿女和妻子，半夜跳过学校院墙，奔家而去，惊出了一路的狗叫声。我犹豫了：“回去吧？”但又想：“管它呢！”进家叫门。妻子哆哆嗦嗦地开了门。我进屋去摸一双儿女。妻子说：“我求人把他们送回平谷老家了，因为我被下放到新仗子小学了，12里，中午回不来，顾不了他们。”我问：“这屋咋这么冷？”她说：“没煤了，没生炉子。”“跟房东大嫂借点啊。”“他们的煤也不多了。”

妻子嫁给我本想有好日子过，没想到却受到我的连累——因为我，她也被游街了，下放了，吃苦受冻——但不管怎么说，今后会有好日子过的。我对妻子说：“你一定要借煤把炉子生起来！” 妻子哭哭啼啼地答应了。我又带着狗叫声回了学校。

直到1969年末，我才被解放，调到大水泉高中当校长，妻子随我去那里教语文。

□张希和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