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出生在河北省新城县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家底很是殷实。但在战乱时期，任何安定都是暂时的。在日本兵、国民党的轮番袭扰下，这个曾经的小康之家逐渐破败了。解放以后，姥姥家接受了土地改革，虽然不复“富农”的身份，但总算勉强温饱。1958年，因为大炼钢铁，农村遭遇了饥荒，23岁的姥姥收拾了简单的几件衣服，卷起铺盖，动身前往北京，成为了最早一代的“北漂”。

从来没有走出过村子的姥姥初到北京，两眼一抹黑。那时候的农村，还在用煤油灯，面对着绚丽的北京城，姥姥觉得到了天堂一般。下火车到永定门，看到新抹的洋灰墙，上边有麻渣效果，同行的伙伴惊叫道：“快看，城里人用芝麻抹墙！这得多少芝麻啊？”姥姥貌似见过世面，鄙夷地说：“这北京有的是钱，你管人家！”坐铛铛车时，看到吊环扶手，同伴又惊呼：“怎么这车的辫子上还拴着镯子啊？也不怕被人偷。”姥姥又对同伴的大惊小怪表示不屑：“废话，肯定有人看着，要不早丢了。”

临行时，姥姥身上只带了五块钱，这是家中仅有的积蓄。买车票还花去了八毛钱，为了省钱，姥姥与伙伴们晚上只好打地铺，露宿街头。幸好是夏天，晚上还算暖和，就是蚊子太多，但住惯了乡下的姥姥和伙伴们还是睡得很安稳。白天姥姥在北京城里四处乱逛，打听招工的消息，一天三趟地往劳动局跑，询问分厂子的事。一日三餐，姥姥只吃西红柿，便宜却能解渴解饿。

来到北京将近半个月姥姥也没找到工作，正当她想收拾东西回去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一天夜里，姥姥正在闲逛，突然看到前面排大队，队伍中还有个同村的人大声招呼：“快来！快来！分工厂了！”姥姥喜出望外，急忙跑过去。在确认了身份、户口之后，姥姥被暂时安排到了老墙根的铁工厂。对于姥姥来说每天住宿舍、吃食堂的生活简直太美了。由于是临时安顿，姥姥的工作量并不大，只是帮着擦擦铁器，但却顿顿管饱。我实在难以想象如今的年过八旬、身材矮小的姥姥那时一顿饭能吃两大碗白米饭，还有一碟咸菜。后来厂家看这帮新来的“乡下佬”太能吃，就把咸菜停了，姥姥倒几滴酱油依然吃得很香。

过了几天，姥姥发现身边的工友越来越少。一打听，原来不知是哪里的消息，说所有的工人都要去挖煤，把大家都吓跑了。姥姥心里也直打鼓，但见识了北京的好处后，姥姥打定心思一定要留下，即使挖煤也要在北京。终于，谣言不攻自破，分配工厂的结果也下来了。最终，姥姥由于说过自己会缝缝补补,据此“特长”被分配到了魏染胡同制针厂。

就这样，姥姥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她所在的制针厂后来被北京缝纫机厂合并，姥姥摇身一变成为了北京当时“最大”工厂的一员。

姥姥凭借着一股闯劲的“北漂”经历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使得整个家族的发展出现了转折。直到今日，谈起年轻时的经历，姥姥的眼神还会闪耀自豪的光芒。

□李嘉巽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