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限行，乘地铁回家。因为错峰，早走了一会儿，地铁里空空荡荡，车载的电视反复播放着地铁涨价后如何咨询、怎样购票的画面：乘客买票后，美丽的售票员不仅站起来回答，还双手找零、递票，满脸微笑。那画面，瞬间在我脑海中定格，并快速回闪，勾人想起父亲幼时教我的那些“规矩”。

屈指数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可仔细回想，父亲留给我的规矩或者说待人之道历久弥新。

我是一个农家孩子，出生下来就逢多事之秋，1957年是整风反右，1958年赶上大跃进大炼钢铁，1960年又遭遇三年自然灾害，1966年我上三年级，正准备扑下身子认真学文化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从此，十年浩劫，连骨碌带爬，没学过历史地理，16岁居然高中毕业。说实话，那纸文凭，在我心里一直轻飘飘的，虽然不至于轻于鸿毛，但也毫无斤两，至少那个年代，我没学过多少正经东西，包括礼仪和规矩。

不过，我的父亲很严厉，上过几年私塾的他，写的一手看上去还刚劲的毛笔字，关键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人也聪明，在乡间混，居然没怎么下过地，当过一段炼钢的产业工人，回乡后基本就是扒拉算盘珠子当大队会计。说实话，满打满算，对于农活，还没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吃的苦多。

也许正因为他好歹是个村干部，在圈儿里混，多多少少也有些见识，完全有资格教育教训我，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不消说，他的这些礼仪是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也有他的发明创造，但绝对登得上大雅之堂，且毫不逊色。尽管有些老规矩已经与这个时代不相称，比如朋友见面，要先拱手，作为男人，要左手上右手下，左手搭在右手上。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此而衍生出的各种规矩自然多数也还是受用的。比如为人斟茶斟酒，要左手扶壶，右手提壶，倒完之后放在自己跟前，壶口可以对自己，绝不能对着别人，否则就是不尊；比如端碗或者递东西，一定要用双手，接别人给你的东西时也必须用双手，否则就是不敬；再比如吃饭不能吧嗒嘴，挟菜只能就近来，不能拿着筷子盘里翻和挑，否则就很没礼貌，这些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些细节的东西，但在从前却关乎教养大小与否。

当然，父亲还教我如何才能与周围人舒适相处。比如，街坊有事要主动上手，帮着推个车，拉个磨，挑个水，见难相帮，见危相助，有米送米，有盐给盐。别忘了，那可是“瓜菜代”的年代。比如谁家盖房子，和泥抹墙，一定要拿着铁锹瓦刀等家伙什儿上赶着去帮工。再比如告诉我“红事叫，白事到”，有人家结婚，要等着上门来请；乡里乡亲病故，要主动去帮忙、随份子、不吃饭。那应该就是乡间的文明义工。

与此同时，老人家还告诫我，要本分，干活不偷奸耍滑，领东西不多吃多占，不地道的事儿不干，违反纲常伦理也即不道德的事儿不干，违法的事儿就更不能干。他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如果不规矩，不仅丢门风，而且没尊严。这些礼仪和规矩，拜他老人家所赐，让我一生受用不尽。

所以，当我后来走在城市里，尤其是空气中弥漫着浮躁的地方，比如在单位里看到有些人开了灯不关，洗个手哗哗开着大水管，吃饭时剩下少半碗米饭，就看不下去，除了随手去关，还忍不住说，当然，会因人而异，或者说几句，或者调侃下，或者讲段子。

文明靠培育，习惯靠养成。半个多世纪过去，老爷子的那些老规矩，现如今叫礼仪，也成了我与人相处的秘籍。

□韩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