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孙艳）今年年初，一轮呼吸道感染高峰中，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儿科诊室人满为患，排队时间甚至长达5、6个小时。在儿科看病难的背后，儿科招生难、医护人员大量流失、儿科规模被压缩等问题也浮出水面。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徐钧健递交提案，建议应当保证儿科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可以由政府来设定儿科医疗行业收入基准线，或者实行国家统一薪金制度。

徐钧健分析，像儿科这样主要依靠技术性劳动提供服务的科室，劳动价值扭曲的表现就是儿科医生工作辛苦却收入低，吸引力的丧失必然造成儿科招生难，医护人员大量流失。而且，儿科的经济效益始终垫底，在一些医院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下，儿科规模被压缩到极点。

他建议，应当提高儿科医护人员收入水平，可以参照两个具体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儿科医生收入的水平线，在综合、客观评价国内各行业收入平均线基础上，设定儿科医疗行业收入基准线，在儿科医疗服务市场化运作收益不足以维持这一基准的，由政府财政对人头费进行补偿；第二个方案是在收支两条线的框架下，参照公务人员分配办法，实行国家统一薪金制度+20%左右绩效奖励的分配方式。

徐钧健还提到，目前总量巨大的医疗资源被集中配置到少数中心城市，少数中心城市的资源又被配置到少数医院，甚至更加集中配置到少数“中心”。这种过度集中化的资源配置，造成了儿科医疗需求向少数医疗机构过度集中的群体性行为，一旦遭遇大范围医疗需求，就形成了供需的严重失衡。

因此，他建议，实行“政府+市场+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投资以均衡化为原则，重点向贫困、落后医疗教育和服务机构倾斜；市场投资以效益化为原则，向高效、专业化机构集聚；鼓励社会慈善投资向公益性机构集聚。

同时，徐钧健坦言，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和不断前移的学前教育，加剧了家庭对儿童健康的非理性关注，诱发了全民的过度医疗行为。“不该用药的，坚持要用药；应该少用药的，一定要多用药；只需家庭护理的，一定要去医院。”徐钧健认为，这也造成了医疗体系无法承受的潮涌式医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