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就爱回忆往事。38年的职场生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在工会那19年的工作经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作为一名工会宣传干事，除了撰写工作总结、宣传稿件、年节假日“访贫问苦”等工作，再就是协助去世的丧属处理善后工作。

何为善后，即逝者的后事处理工作。逝者大多为退休老职工，极少有在职职工，也赶上过处理协和医院那起较大的工伤事故。我粗略的估算过，我所参与过的“善后”总计应该在二百人左右。为此，曾有人戏称工会工作是“治丧委员会”，这话不无道理。九十年代王府井是京城最繁华的购物中心，那里我一年也去不了几趟，可北京各区县的殡仪馆不敢说是踏破门槛，也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与其说把我们的工作叫做“治丧委员会”，其实那也只是个“治丧小组”而已。主要成员当时有工会副主席刘桂华，工会出纳李立军和我这个工会小干事。那一届的工会主席李宗泽有时间也经常带队参与“送战友”的治丧工作。

“治丧委员会”在接到丧属电话通知后，视不同情况通报有关领导，普通退休职工就由我们三人代表企业前往家中看望、慰问家属子女，并发放安抚金；在告别仪式中吊唁逝者，根据规定送若干个花圈。如曾经在企业某个部门担任一官半职者，企业安排公司领导或逝者原工作部门领导以及生前好友前往殡仪馆吊唁，并参加告别仪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殡仪馆尚没有代写挽联的业务，这项工作自然就成为我习练书法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必须提前一天根据丧属提供的人员名录、辈分关系、直系称呼，用软笔一一抄录在宣纸上，最多的时候曾为逝者的“七大姑八大姨”书写过四十多副挽联，然后左右联排序好——搭在工会办公室的椅子背上、桌子上晾干，那场面——白茫茫一片甚是悲凉。或许我这个号称企业半个“书法家”就是以这种方式练就的吧。

2004年，工会的两位老大姐和工会主席陆续退休了。随着工会进行新一届的改选，“老工会”就只剩下我一人。虽然补充了两位女同事和新任命了工会主席，看得出他们对“送战友”工作非常怵头，也很是膈应，不是嚷嚷吓得“睡不着觉”、“做噩梦”，要不就是找个理由躲闪、回避。我也时不时替“工会新人”们遮掩一下，当丧属询问“主席咋没来”？——“领导开会”成为最好的“挡箭牌”。

多年的治丧工作让我认为，人生就是一本书，当一位曾在企业工作过的老者故去，并非这一章节从企业这本书中撕去，而是被镌刻成一种永恒的语言，那就是用战友的真诚向远去的历史致敬，向曾经在企业工作过的老前辈、老战友敬礼。

□王晓辉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