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埋头干活儿，不顾抬头看路的丁小小，在工地当电焊工7个月竟然不知工程总承包是谁，也说不清工地的名字。直到有一天包工组组长通知他，“这里人多了，你走吧！”他才想起维权打官司。

打官司怎么打？要告谁？应讨回多少钱？他不知道。至于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单位再不承认使用过他该怎么办？他就更不知道了。然而，在北京致诚公益于帆律师帮助下，凭着一张焊工动火作业证，经过数月奔波于6月16日讨回了8500元经济补偿。

因人多赶走焊工 想维权不知咋办

丁小小来自江西农村，2014年4月8日进入朝阳区一个工地建楼房，岗位是电气焊工。当时，施工单位与他约定日工资220元。每月的工资由公司打入银行卡内。然而，公司未与他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

2014年11月2日，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焊工班李姓组长告诉他，这里人多，不用你了，你走吧！他听这话一愣，还没等他明白过来，组长便让其他人接替了他的工作。

“我上有80多岁父母，下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为有份稳定的工作，我勤学苦练学会了电气焊。本想依靠手艺挣口饭吃，但第一次出门就被命运开了这么一个玩笑。”丁小小说，“我老老实实做人，从不惹事生非，最大的心愿就是多挣点钱，让爹娘和孩子们的日子过得不那么紧巴。”

“刚来北京，就有人介绍我到这个工地。我以为找了家国营单位可以干得长久点，收入会稳定些，哪料也是这样！”丁小小说，“听听组长赶我走的理由，心里很不舒服？他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叫我走呢？”

数番哀求无效后，他只得离开工地。因心存不甘，他想讨个公道，但又不知咋办？找谁说理？说什么？他一概不知。

动火证锁定单位

要仲裁忽说有凭

经过打听，丁小小找到了于帆律师，但他提供的唯一证据就是一个工友写给他的证明。证明内容是单位嫌人多不让他干了，但没写清楚单位及工程的名称。 “无故解雇一个工人是不行的，但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告谁？丁小小和工友说是分公司，可分公司没有独立承包工程的资质，必须把工程总承包人搞清楚。”于帆说，这些事问了好几个工人都没问出来。

另一方面，工地的准确名称是什么？只有把这个弄清楚才能确定提供劳动的地点，才能确定劳动关系所在地，但工人们也说不清楚。于帆问：“是谁给你们发的工资？”丁小小等人把银行卡拿出来说，钱就打在这张卡上，不知是谁打的。

“工资卡可证明是谁发的工资，这是劳动关系成立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于帆说，为弄清这些事情，她顶风冒雪去建委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查询与案件有关的建设项目信息，同时又去银行调取对账单。

更让于帆觉得能初步确定劳动关系的是，丁小小找到了几张他在工地工作时，由公司盖章许可的用火作业审批表，即允许丁小小工作的动火作业证。

此后，因公司拒绝承认劳动关系，丁小小申请了仲裁。可是，还没等仲裁开庭，项目负责人就给律师打电话说，丁小小签订过劳动合同，而且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可丁小小坚称，“我从未签过合同，那是假的！”

员工不承认签名

提疑问单位服软

如果丁小小真的签订有劳动合同，那么，他主张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等权益将归零。于律师打电话询问回到老家的丁小小是否签订过这样的合同，他一口咬定没签过。

律师说合同书上有他的签名，让他再次确认一下，并问他是否曾在单位拿的、有打印字的材料上签过名字，此时，他虽然否认但语气不如从前坚定。

“现实中，确有一些企业为规避法律责任拿空白劳动合同让员工签名，之后由单位留存不交给劳动者。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单位会按照自己所需将最后一页之前的内容打印或填写出来。”不过，于律师说在无直接证据证明名字就是丁小小本人签字的情况下，案件还有转机。

在与项目部交涉过程中，于帆获悉项目部劳资员未亲眼看到丁小小签名，项目经理多次表达不希望在工地里出现纠纷。于是，律师提出丁小小坚持不是自己签的名字，如果单位坚持自己主张，只能通过笔迹鉴定来确定合同的真伪。如果鉴定结论证明合同是假的，单位须按丁小小的要求给付全部款项。

“即使劳动合同上丁小小签名为真，但单位在2014年11月2日终止劳动合同仍需要举证责任。即必须要拿出在该日期约定的工作任务已完成及工程竣工文件。”于帆说，“而此时，只要在工地上还有一人工作，就不能证明任务完成或工程竣工。如果完成任务及竣工的日期与不让丁小小干的时间不一致，单位也将难免其责。”

与此同时，于律师与该项目部的上级单位总公司联系，要求企业承担责任并责成分公司尽快处理问题。总公司获悉此事后，在内部大会上点名批评项目经理，要求尽快处理。

项目部被推到风口浪尖，想协商解决争议。考虑到丁小小的劳动合同签名很可能是真实的，一旦鉴定对他不利，最终还要承担鉴定费用。而丁小小不交钱鉴定，仲裁可以直接认定合同有效。因此，律师建议双方和解。

项目部考虑到有关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很容易采纳律师的意见，在协商中同意让步。这样，双方各退一步，丁小小将赔偿数额从3万元降到1万元，在单位提出给7000元的情况下，经律师协调提升到8500元，双方争议就此结束。

□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