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病床上躺了8个月，李童就不走眼不分神地伺候了8个月，每天戴着胶皮手套给父亲抠大便，连见惯各种场面的护士都看得眼圈儿发红。

有一次，李亚林又不认识女儿了，以为李童是来害他的，抓起女儿费力熬好的中药就扣了过去，李童擦擦脸上的药汤子，欲哭无泪。

1959年，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深受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喜爱，高占武、孔淑贞、曹茂林、小翠、李克明……这一个个角色带着时代的烙印和艺术的灵光，深深打动着观众的心。而这部经典名片更是“捧”出了两位由观众评选出的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李亚林和金迪。尤其是李亚林扮演的复转军人高占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又岂是现在的明星、偶像所能比拟。不过，对这位英年早逝的老影人那银幕之外的独特人生，许多观众还知之甚少。李亚林的二女儿、素有“美女导演”之称的李童向笔者道出了“爱恨交加”的父女深情以及照顾身患脑癌的父亲、一道与病魔搏斗的感人故事。

就是把父亲烧成灰变成鬼，他也还在拍电影

回忆父亲临终时的一幕，想起与病魇中的父亲挣扎着走过的日日夜夜，李童仿佛在诉说昨天刚发生的事。

“我父亲发病前身体一直特棒，没住过一天医院。年轻时，厂里的足球队、篮球队都少不了他。可没想到连感冒发烧都很少的壮汉一病就是大病。其实，最早脚发麻就是一种征兆，但那会儿他根本不在乎，也不懂，后来发展到小腿、膝盖、大腿，直到半身不遂。发病时，他正在苏州导演他的第二部电影《井》，主演是潘虹、李志舆。他的第一部片子《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是他俩主演的。那会儿，他拄着拐，后来是坐着担架去拍摄现场，好不容易捱到关机，他说，我这回该好好看看病了……可到医院一查就很凶险，医生给他开颅后发现，如果切除脑瘤，脑组织就没了，那跟植物人没啥区别，于是又缝合上了。”

那年，李童背了半扇儿羊肉回四川探望病中的父亲，她知道父亲爱吃涮羊肉，可当时李亚林已经病得很厉害了，脑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有时刚把肉夹到嘴里就犯起癫痫，不停地甩脑袋……有一次，李亚林又不认识女儿了，以为李童是来害他的，抓起女儿费力熬好的中药就扣了过去。李童擦擦脸上的药汤子，欲哭无泪。等脑子清醒后，父亲颤颤地对李童说：“你不要怪爸爸，爸爸是病人，都快疯了……”话没说完，父女俩就抱头痛哭起来。

“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转到北京空军总医院整整8个月，当时我姐在四川，我妹妹正考大学，都不能回来。我就和母亲守在他身边，一天天地看着一个大活人肌肉萎缩，舌头打卷，眼睛变鼓，直到神志不清、奄奄一息……”

有时，病床上的李亚林会突然大喊：“开机！”还嚷嚷着：“潘虹，你这个戏不能这么演！志舆，你应该……”每当看到这一幕，李童都特别心痛，她觉得纵使把父亲烧成灰、变成鬼，他也还在拍电影。

父亲在病床上躺了8个月，李童就不走眼不分神地伺候了8个月，每天戴着胶皮手套给父亲抠大便，连见惯各种场面的护士都看得眼圈儿发红。

最初的时候，李童的母亲贺小书为了不加重丈夫的思想负担，曾想隐瞒脑癌的检查结果，李亚林为此大发脾气，摔东西、骂人……平静后，面对悲伤痛苦的妻子和女儿，李亚林说：“我不是怕死的人，当年日本人用枪指着我的头，我连眼都不眨……现在我只想知道还有几天的时间，我有一个心愿没有实现，就是带着全家人去一趟公园……”由于李亚林一直忙于工作，贺小书曾抱怨一家人都没能一起出去玩一玩，哪怕是去附近的公园。可这个愿望，李亚林最终也没能实现，连峨嵋电影制片厂分给他的四室一厅的新房子，他也没来得及住……

挨了揍还不敢跟父母说，只能自己扛着

李亚林1931年出生，辽宁金县人。1951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前身），1953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1955年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主演过《虎穴追踪》、《芦笙恋歌》、《冰上姐妹》、《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烽火列车》等影片。李亚林生性耿直，由于父亲当过军阀，几乎每次政治运动，他都难以“幸免”，家庭出身问题成了他一辈子难以卸下的精神重负。

“我爸从小受党的教育，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罪人，他一直想入党，觉得自己根不正苗不红，想改变自己和我们的政治命运。因此他一直努力表现，玩命工作。在长影时，他每天早起打扫卫生、拎水……后来调他去儿影厂当厂长他都不干，他不想当官。有人问他你奋斗二十年到底为什么？他说我就想改变政治命运，让下一代不再那么压抑地生活，没想别的。下放农村后，我们一家人吃长毛的苞米面儿，放点儿红糖都要关上门窗，怕人看见。后院儿邻居跟我们不错，说这苞米面儿他们都喂猪，要拿大米跟我们换，可我爸不敢，怕上面说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那特殊的年月，深受“运动”之苦的李亚林，不仅自己夹着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地活着，而且生怕孩子们招惹是非。

“父母从来没给我们优越感，明星的光环也照不到身上，我们反倒经常被人欺侮。”上学路上，李家三姐妹走着走着，就会被其他孩子突然按在地垄沟儿揍一顿，挨了揍回家还不敢跟父母说，只能自己扛着……

“我父母那会儿特怕我们惹事，在外面挨了揍，回家跟他们一说，不管有理没理，都得再挨一顿打，后来，我们无论受多大委屈和欺负都不敢跟家里说，这种情感的压抑、与父母的隔阂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尽管事事小心，处处低头，但种种磨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离开他们。当年，李亚林在长影厂挨斗，女儿李童在学校挨批。李亚林爱写毛笔字，有一次在李童拿回家的一张登记表上写了个繁体字，学校老师就说李童的爸爸是“封资修”……李童的眉毛比较浓，生来如此，可有些同学非说她化妆，一个比李童矮小的同学揪起她的头发就打……

当一个人的尊严掌握在别人手中，自尊心取决于别人是否手下留情时，绝望和压抑感便油然而生。

“我从小就身处极其压抑的环境，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一是有什么委屈都不敢跟父母说。二是父亲老挨整，脾气特别暴躁。他原本是一个开朗、外向的人，但现实环境逼迫他变得内向，所以回到家就得把气儿撒出来……”

多年以后，李童曾跟母亲半开玩笑地说：“您和我爸对我们的教育有一半儿是失败的。”

“从小就不让我们姐仨跟男孩子玩儿，要求每天放学后立马回家，跟谁都别接触，老怕出事！有一次唱歌，我把歌词儿改了，同学告诉我姐，我姐告诉我爸，我爸就狠狠地揍我。小时候总是特惶恐——我怎么老错啊，我怎么又错了？我爸经常为一点小事就揍我一顿，我和姐姐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说实在的，小时候，我特恨我爸，后来长大了，才理解他当年承受的压力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他只能对亲人发泄。很多年后，回过头看我和父亲的感情，可以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爱恨交加’。他是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形象，我觉得男人就应该像他那样：高大、正直、能承担责任，家里家外的事永远一个人扛着。可小时候他一揍我，我就恨他。我和姐姐还悄悄说过，等咱俩长大后一人找一个身强力壮的男朋友，非把他揍一顿不可。”

一直认为爸爸不爱我，其实他的爱埋得很深

直到上中戏后，李童才开始消除与父亲的内心隔阂。可说到上中戏，李童又不由得“恨”起父亲来。

“‘文革’结束，父母终于可以演戏了，可他们都老了，后来父母到峨嵋电影制片厂‘支援三线’，开始第二次创业。也许是心有余悸，父亲不让我们姐妹三人搞艺术，可我从小就喜欢表演，小时候借着给爸爸送饭的机会天天往摄影棚跑，等于是在棚里滚大的。那会儿，我爸妈给朋友的孩子辅导，我经常趴门缝儿看，每次都轰我。有时看见那些人听好几遍都不明白，我就说还不如我呢，我爸就厉声说：不许有这念头！他想让我们都当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艺术沾意识形态，不能搞！都给‘整’怕了！”

高中毕业后，李童还真当了工人，在成都第一家外资企业成都无线电一厂。

“为了顺从他老人家的意愿，我当了整整两年工人。那是一家日资企业，挺难考的，我文科好数学也好，最后从几千人中‘杀’出来，周围的伙伴都很羡慕。可我上班后很快就失望了，我知道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永远重复同一个动作，就是为录音机的磁头‘绕线’，那‘线’相当于头发丝的七分之一。干了一年半，我再也受不了了，小日本特坏！上厕所只给你5分钟，超过时间，拽住你的头发就往机器上撞。上班铃声停了，你才迈进大门，就扣工资。我签了5年合同，当时承诺5年后保送我去日本学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可这些对我毫无诱惑，后来我下决心，哪怕是到县文工团，也要搞艺术！”

李亚林、贺小书的女儿要报考中央戏剧学院，那还能有什么问题？而事实是问题大了，李童不仅考了三次，而且考上后还险些被人诬告。

“我是背着家里考的，所以也没让父母辅导。1980年第一次考，政审不合格；第二年过于紧张，浑身长荨麻疹，但最后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考生，那个女孩水平也不差，但只有一个名额，最后她托了点儿关系……其实在四川考区我们家应该最有‘关系’，我妈劝我爸也找找熟人，我爸不找，后来我妈都哭了，求我爸，说孩子太不容易了！当时，我真的恨他，最可气的是，他还说我‘你之所以能被顶下来，说明你的水平并没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我爸就是这么个人，骨头特硬，一辈子不求人，‘文革’中那么斗他，他都没求过掌权的同学，谁得势他躲着谁，谁挨整他跟谁来往。”

然而，两次落榜并没有使李童放弃，当时李亚林正执导影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作者张弦为李童开了一张书单，李童心想表演系不行，我就考文学系。

“1982年，中戏只有表演系和导演系招生，我不认为自己能考导演系，后来就当是多见一次考场，可没想到一路下来，西南考区只剩我和一个男孩。我后来问过招考老师，据说当时全国共有2万多名考生，只留下16个人……老师说我取胜的原因是考过表演系，准备过文学系的东西，作文好，而且还学过绘画、琵琶，导演不是要求全面吗。再有，我当过工人、农民，有生活，经历过苦难。”

不过考上中戏不久，李童就遭到别人的诬告，说她利用父母关系走后门。

“我上学半年了，还有人给学校党委、文化部、中纪委写匿名信，要求这些部门联合调查我，后来幸亏调查了，否则我一辈子都说不清。当时我才二十岁，全校都知道我在被调查，连主考老师都被隔离审查，而调查结果是告我的人根本没法和我比，几个主考老师背对背回忆当时是怎么考的，李童是怎么回答的……”

当年，中戏的主考老师确曾为李童的录取问题开过好几次会，但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合格或者走后门。当时，有的老师认为她不适合做导演，不爱说话，性格太闷，考完试就找不着人；有的老师觉得她属于临场发挥型，一上台就来神儿，一下台就蔫儿。李童说这种性格其实源于从小的自卑和压抑。

“我小时候一直认为我爸不爱我，其实他的爱是埋得很深的。刚上中戏时，因为记恨父亲，我很久都没给家里写信。后来父亲主动给我写信，我回了一封，一通诉苦，历数自己苦难的童年、少年，如何饱受摧残。接到信后，我爸特意跑到北京，那天，我正好犯偏头疼，呕吐后躺在宿舍休息，我爸进门后，一句话不说，就坐在床边，特慈祥地看着我，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父亲到底是父亲。坐了一会儿，见我好一点儿了，我爸拉起我的手说：‘爹带你吃涮羊肉去！’”

我觉得我爸的心一下子大了，特别能包容

此后，李亚林经常到中戏找女儿，有时是请女儿帮他看剧本，有时是带女儿和她的全班同学去撮涮羊肉。

“我爸特爱吃涮羊肉，每次到北京来，都带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去吃涮羊肉，他就是这样的人，拍戏也是，每带一个剧组，我们家都会成为剧组所有人的家。那会儿，他接的剧本都第一个拿给我看，还说‘你这个学院派的帮我参谋一下’，很认真地听我对剧本的意见。他意识到在感情方面对我有所亏欠，所以主动和我交朋友，每次从四川来，都给我带很多好吃的，连青蒜苗都带，生怕我在学校吃不好。他好像换了个人似的，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可生活总在跟我开玩笑，好不容易父亲‘回来’了，二十几岁的我得到了父爱，父亲却又没了。他曾跟我说，你这孩子太不容易了，原先我们一直认为你傻呢，因为你不爱说话，而你妹和你姐聪明，爱讲话。可没想到最后考上大学的是你，而且没有任何人给你辅导。我爸还说他一直没帮过我什么，承诺等我毕业后，‘咱父女俩联合导演，把你推到第一线。’可我还没毕业，他就去世了。”

李亚林去世前的一段时间，经常在稍一清醒的时候，就紧紧拉住女儿的手，有一次他问李童：“童童，你小时候，爸爸老打你，你没记恨我吧？”

李童在采访中一直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说到这儿时，她久久地哽咽……

“我笑着说，您再打我，都是我爹，我不会记恨您的。他听完连说那就好那就好，那时候是我不对。我爸不停地跟我认错……有一次，‘文革’中把他整得特狠的一个人来医院看他——我爸在伪满时期上过日本学堂，因此会日语。解放后，长影经常来日本外宾，翻译不够，领导就问谁会日语？我爸举手说：我会。后来，那人就‘诬陷’我爸是日本特务——那人到医院看我爸病成那样就哭了，我爸也哭了。等那人走后，我妈说：你真没出息！你忘了怎么整你了？我爸说：无论怎么整我，此时的眼泪都是真诚的。人活着太不容易了，你们要到我这份儿上就知道了，能活一天就是福！人与人之间活着时就不要互相记恨互相残杀了，当年他那么做也可能是为了保存自己和家人。我觉得我爸的心一下子大了，特别能包容。”

尽管曾对父亲心存芥蒂，暗暗地有些怨有些不解，但李童却始终在性格、做人方面不知不觉地接近着父亲，她的人生也像父亲一样充满了坎坷和波折，但她从未想过放弃内心的纯粹和坚守。

“我的人生好像注定不顺，但每一个坎儿都有贵人相助。我爸也是我的贵人，我的正直、纯真和闷头干活，都是受他的影响，那是一种潜移默化却根深蒂固的教育。其实我也经历过太多的事，见过太多的丑恶，但我没法改变自己的性格。不过那种教育的负面作用就是不了解社会，会吃很多亏，会受很多伤害。但我有一点特随我爸，就是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虽历经千疮百孔，但依然相信美好依然与人为善，我越来越觉得父亲的教育对我非常有益，搞艺术的人就应该这样，否则还是去干别的。”

深受父亲性格和为人的影响，注定了李童要永远扮演“幕后奉献者”的角色。电视剧《别动我的抽屉》是导演李童走出“把爱情当事业来做”的10年“围城”之苦，又历经种种磨难后的心灵感悟……她依然美丽，兀自坚强，不同的是多了一种平实和从容，她感恩于生活的厚赐，无论荆棘还是花朵；她感慨纯真的价值，“人不真诚，成功也枉然。”

□特约撰稿 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