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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节目那天，钱浩亮、刘庆棠、于会泳等来了。刘淑芳唱的第一支歌是《延安颂》。刚唱完，其中有人就说话了：“《延安颂》现在一般文工团都不唱了，你们样板团怎么还唱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东西？”刘淑芳非常紧张，赶快检讨说：“我这个人思想还没有改造好，还没有认识好，刚恢复工作，我就又在犯错误。”“再唱下面的！”有人打断了她的话。刘淑芳想，歌唱红军、歌唱祖国总不会错吧，就唱了《我站在铁索桥上》和阿尔巴尼亚的《我的祖国》。有人又说了：“刘淑芳，你唱的这些歌，又带上你当年唱的《宝贝》的情调了。”有人解围说：“刘淑芳唱毛主席诗词声音还是满有魅力的，让她唱首《咏梅》吧。”刘淑芳因为已经被否定两次，心情紧张得不行，所以唱了第一句，第二句就唱不上去了。领导让她重新准备。

唱什么呢？刘淑芳愁得实在想不出来。最后殷承宗建议说：“你就唱《不忘阶级苦》和《伟大的北京》吧。”第二次审查节目，刘淑芳壮着胆唱了这两首歌，结果总算是通过了。可是从这以后，刘淑芳患了“怯场症”。在家关着门唱歌一切都很正常，可是一上台演出，心就像是要跳到喉咙，两手冒冷汗。演出那天，刘淑芳匆忙唱完两首歌，她的狼狈相在电视屏幕上暴露无遗。许多观众来信说：“你出来唱歌了，我们非常高兴。可是这些歌不适合你唱。我们喜欢听你唱《宝贝》和《小小的礼品》那些歌。”也有个别同行说风凉话：“算了吧，气也上不来了回家抱孙子去吧！”

那时候，让刘淑芳最痛苦的是三件事：一是因为她被打成“黑帮”，儿子小桦跟着她受了不少苦，院里的小孩都不和他玩了，甚至还欺负他；二是人人都怕受牵连，没有一个人敢理她，深深陷入孤独中；三是老有人指责她唱歌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施加压力，从而患了“怯场症”，曾很长时间无法正常演出。

但是刘淑芳现在谈起过去的痛苦，心情已经非常平静，她说：“‘文化大革命’，有些事情的确让人很不好受，可是我没觉得特别苦，因为我有音乐，还有要为人民唱歌的信念。”

对周总理

她的感激之情一生难尽

在刘淑芳的琴房里，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与她亲切握手的照片占据着最显著的位置。多少年来，刘淑芳把对总理对自己的每一次关心，都铭记在心底，回味其中的温馨。

1959年上半年的一天，刘淑芳觉得身体不好，去医院看病。检查完毕，大夫对她说：“你没什么病，是怀孕了。”听了大夫的话，刘淑芳的眼泪刷地流下来。大夫奇怪地说：“要当妈妈了，应该高兴，怎么倒哭了？”刘淑芳说：“国庆节还有演出，有了孩子怎么办呢？”大夫笑了：“先生孩子，下一个国庆节再演吧。”由于妊娠反应比较大，刘淑芳很少再参加演出。当周恩来总理知道刘淑芳要当妈妈后，亲切地嘱咐刘淑芳，注意身体，好好当妈妈。

1961年，刘淑芳随中国艺术团要去印尼访问，临行前周总理来看汇报演出。当得知刘淑芳嗓子不好，对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不要让她太累了。

刘淑芳在国内的名气大了以后，每次上场演出，观众都不会轻易放过她，往往一唱就是七八首歌，还得是《宝贝》压底。1962年东方歌舞团在首都剧场举行隆重演出，邀请了刘淑芳。周总理也来到剧场观看演出。热情的观众一次次为刘淑芳鼓掌，刘淑芳一次次上台为观众唱歌，就是下不了场。又唱完一支歌，刘淑芳在热烈的掌声中退到幕后。忽然，掌声戛然而止，剧场一片肃静。有人告诉刘淑芳，是周总理站起来向大家摆手，嘴里不停地说：“别让刘淑芳太累了！”

刘淑芳无比深情地说：“我非常感激他，这不仅是他赞赏我的艺术才华，还因为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对总理的感情，是对领袖的敬爱和崇拜，也是对父辈的尊敬和信赖。”

每次登台

观众还是要听那首《宝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开始风靡流行歌曲，但刘淑芳的演唱却依旧颇受欢迎。1991年，清华大学80年校庆时请刘淑芳举办独唱音乐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听惯流行歌曲的大学生，非常认真地听完她唱的每一首歌，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散场之后，他们围住刘淑芳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说：“真没想到民歌也这么好听，这么动人。更没想到，除了流行歌曲之外，还有那么多好听的抒情歌曲。”

由于刘淑芳很有观众缘，许多穴头便请她加入走穴的行列。许多人走穴是为挣钱，而刘淑芳走穴是为唱歌。到工厂、到农村、到矿山、到部队，刘淑芳豪不吝啬地为大家唱歌，但却不要钱。有一次到天津演出，她看见有些演员为争场次或多要钱，闹得面红耳赤，内心产生厌恶，于是打道回府，从此不再参加走穴。她觉得自己的自尊心不能允许为钱卖艺，也不能允许为钱伤义。尽管如此，刘淑芳仍是歌约不断。她的歌声不仅吸引着她的老歌迷，还不断引来了她的新歌迷。而《宝贝》依旧是最受欢迎的：只要上台，她不唱《宝贝》肯定是下不了台。

她这样评价自己：如果说我的歌能打动听众的心，那是因为我从心里热爱我的听众，我是用我全部的感情去为我的听众歌唱。

过去，作为一名青年歌唱家，刘淑芳曾经家喻户晓；如今，作为一名老年歌唱家刘淑芳已经“默默无闻”。可是刘淑芳每天还在练歌唱歌，写歌改歌，不仅用歌声梳理着自己人生的记忆，也用歌声为邻居营造着浪漫的意境。凡是到她家里做客的人，定会受到音乐的款待，她请你点歌，为你唱歌，让你充分享受音乐的美妙和音乐的活力。她说：“音乐对于我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我活着，就不能没有音乐，哪怕只是一天。”

在那间狭小的琴房里，就用那架古旧的钢琴，刘淑芳为笔者弹唱了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我有过美好的梦》：

我有过美好的梦，心爱的人儿和我在一起，一同唱歌，一同欢乐，不知人间忧虑。和他在一起，日夜不分离，同甘共苦相亲相依。歌声伴着我，爱心恋着我，我沉浸在幸福里。啊！自由的梦啊，理想的梦……一同唱歌，一同欢乐，时时刻刻和他在一起。啊！我的梦，美好的梦。我愿永远追寻你，永在梦境里！

在歌声里，笔者感受到一种曾经沧海的深情和绵绵不绝的眷恋，这是以前在刘淑芳的歌声中所不曾有过的。这半个多世纪里，她毕竟经历了太多的事情，经历过太多的变故。但在她的歌声里，笔者听到的却是她依然不变的激情，依然不变的真挚。看着她的双手从琴键上轻轻掠过，手指在琴键上灵巧的舞动，笔者想，一个人心中有歌真是幸福啊！

采访后记：再写刘淑芳

40年前，爱听京戏的父亲买下了一张刘淑芳独唱歌曲的唱片，每天听。那时候我很小，却记住了刘淑芳的名字，还学会了她唱的歌。10年前，我受《传记文学》的朋友之托，第一次采写了刘淑芳。当时，在接受这个“任务”之前，我的内心既激动又惴惴不安，现在想来，完全是歌迷对自己久仰的偶像将要近距离接触前的那种心情。我对她的歌是熟悉的，但是对她本人却是陌生的，因此有些担心采访是否会顺利。我按照朋友提供的电话号码，给刘淑芳打去电话，她的爽朗和热情，一下子让我消除了所有的顾虑，使我对采访有了美好的期待。

本来采访是顺利的，我们交谈了五六个小时。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在我带着满足的心情整理录音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三盘录音带因为没有按下录音键没有录下谈话。我心里一下就乱了。碍于要按时交稿，我不得不再与刘淑芳联系，提出再进行一次采访。没想到她一点都没有抱怨，反倒是安慰我说：“没关系，咱们重新来！”于是我又一次来到她的家，并且受到母亲对待孩子般的关爱，也从此结成忘年交。

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怀旧。与刘淑芳在一起的许多经历，经常成为美好的回忆：听她在家里唱歌，听她的独唱音乐会；还有在我处于低谷时，她在电话里唱歌为我解忧，请我参加她的社交活动等等。

这几年由于忙于各种事情，我几乎没有与她联系，但是也越来越想她，可是她的电话号码变了，于是在9月的一个周末，我按照她曾经给我的搬家后的地址去寻找她。结果是意外的顺利。她的一声惊呼：“小珊啊，你可真该打了！”一下子把分别5年的时间缩短为零。虽然那天我是不速之客，她已有别的安排，但她依旧热情地用歌声招待我，并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突然来临，喜从天降！”

这就是刘淑芳。她总是为别人创造美好，而让自己感受美好。我真是觉得自己在追随着年龄，但是刘淑芳却是甩掉了年龄。她常说：“唱歌让我忘记自己的年龄。”而忘记年龄的她是幸福和快乐的，因为她获得了生命和艺术的“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