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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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濮存昕家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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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1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翻开濮存昕家的老照片

 

苏民和濮存昕,是引人瞩目的父子俩,他们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濮存昕小的时候,别人说起来,都说“这是苏民的儿子”。现在,苏民老了以后,别人说起来,都说“这是濮存昕他爸”。在这种时候,名气决定了“谁领衔”。作为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倒是很幽默:“父亲是不会吃儿子醋的。”这让笔者很好奇: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为什么先后出来两位有成就的人?很庆幸,苏民夫妇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让笔者走进了他们的家庭,给了笔者一个和读者共同揭开谜底的机会。

一次微笑让苏民记了一生

濮存昕的祖上是江苏溧水县的显赫家族。清朝同治四年,濮氏兄弟二人同登乙丑科进士榜。兄濮文暹,字青士。弟濮文昶,字椿余,世代为官。算起来,濮存昕是濮青士的嫡传第五代。濮存昕的父亲原名濮思洵,后来以字为姓名就是苏民。

苏民的父亲48岁时才有孩子,在家最小,排行第六。谈起自己成长的家庭,苏民是这样概括的:算是一个读书人家,但是有一定的封建性。“父亲对男孩子很少有笑容,对待女孩子才有说有笑。他希望,是将家庭的责任落在男孩子身上。”

苏民的父亲在张作霖手下做过两任县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家人坐着骡子车从东北经热河,到北京落户。那年苏民6岁,刚上小学。“白天上学,晚上得跟父亲念书。《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汉唐文》,每天短的背一篇,长的背一段。他白天工作很累,晚上也要检查,背不下来是要打手心的。但从不打右手,因为右手要写字。还要把写的字拿出来让他检查。”

父亲的严格,给苏民太深的印象,以至他的一个笑容,让苏民记了80多年。一天早晨,父亲拉着苏民从卧室走进了堂屋,正好苏民的大哥也从门外走进来。大哥是来辞行的,因为父亲为大哥在外面找到一份工作。那时候,辞行是要叩头的。大哥叫了声“爹爹”就要下跪。父亲一看大哥要跪下,便顺手把苏民的手一松,让苏民站到了旁边,大哥刚跪下一条腿,他就一把把大哥拉起来。父亲站在屋子中间的方桌前,大哥问:“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父亲说:“嘱咐你么,我今天一下子想不起来太多的话,其实要说的话很多。如果你今后遇到躲不过去的困难,你就把乌纱帽往脑袋后头一抹撒,你的困难就能过去了。也就是说,对名和利这两样东西,都不要看得太重。”“ 说这话的时候,我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为什么我的印象这么深刻?是80多年前的印象了——我就是平常看不到他的笑容,那天看见了他的笑容,我自己都很感动。儿子临走,给一个笑脸,很不容易。”

正是这种严格的家教,让苏民受益匪浅。比如,苏民学书法,尤其是隶书,颇见功力;苏民能作诗,亲朋好友间以诗往来;苏民能作画,30年前的一幅山水长卷,让观者叹其“笔法细腻,气韵生动”。这也是苏民成为“人艺”著名导演的底蕴。

濮存昕对文学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诗歌,他曾经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朗诵过许多中外名家的诗,这大概和他有一个酷爱诗词歌赋的父亲不无关系。  

演戏为苏民夫妇牵上红线

书香门第,又世代为官,因此苏民的父亲对演戏是深恶痛绝。在他的观念里,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当戏子!但是,苏民却被革命吸引,投身到进步的戏剧运动中。

1942年,苏民在北京第三中学上高二,是个活跃人物。由于和“艺专”的老师学过画画,所以给班里出壁报成了他的专差。当时三中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一起办了一份叫“荧火”的壁报,所有的板头也都是他画的。“蓝天野(人艺著名演员、导演)就在我们教室对过的高一班,他也出壁报,他是他们班的美术编辑。我们两班的壁报,就在两班的过道的两张木板墙上,全校同学都来看。”

就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个同学,领来一个北大法学院的学生,来给大家排戏。戏演完之后,他就给出了个主意:“你们这么喜欢演戏,干脆组织个剧团吧。”一说组织剧团,大家非常赞同,于是就有了“沙龙”剧团。

苏民在学校里演戏,不敢让父亲知道。他家当时在西单附近的半截胡同。其隔壁就是一所小学校,叫半截胡同小学。苏民跟学校的校长很熟,就跟校长说:“你们学校放寒暑假时,借我们一间屋子,让我们排排戏吧。”于是校长就把学校后面、一排三间空着的屋子借给了苏民。

“我们把屋子打扫干净,剧团等于有了活动阵地了。”苏民说:“我们又做了布景。我悄悄跟母亲要了两匹白粗布(现在回头去想,那是做孝服用的),这算是我的投资啊。我们的团长投资的是木头,有的人还从家里弄点钱来,买了小钉子,把布景钉在木头框子上。有这么个剧团,又有这么个布景,我们这伙人就不散了,寒暑假在一起就排戏了。我们拿着这个布景,还到各个学校去,支援别人演出。于是我们这个剧团就形成了朋友遍北京。哪个学校约我们,我们就弄辆排子车,把布景拉过去,让人家演戏,帮人家化装。从1942年成立,一直到1946年,这时候我们都上大学了,这个剧团也没有散,而且又把各个大学联系了起来,搞起戏剧活动。”

当时蓝天野的姐姐、姐夫都是被派到北平来的地下党员。“有一天我们的副团长(也是地下党员),带着都还没入党的团长和我,跑了趟解放区张家口。在张家口,北平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嘱咐我们,你们回去要把‘戏剧团体联合会’组织起来,别让国民党在戏剧界走在我们前头,要扩大我们的统一战线,团结多数人,占领舞台阵地。我们回来之后,作为发起单位,组织各个剧团。1946年成立了‘戏剧团体联合会’,也就在这一年我入了党。到这时候,我哪都去演,我的父亲已经管不了我了。”

正是这个阶段,濮存昕的妈妈贾铨认识了苏民。贾铨说:“我哥哥比较早就和地下党有联系。当时我们家的大人都不在北京,我们的家是孩子的天下,哥哥的同学、姐姐的同学、我的同学都上我们家来玩。我们就有了‘趣味生活会’,实际上就成了地下党外围的组织。当时我们在中学,每学期、每一学年结束,我们都要演话剧,苏民他们剧团也给我们帮助。他那时候叫濮思洵,我对他不太了解。我20来岁的时候,我哥哥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人家庭条件挺好的,特别能吃苦。后来一见面,挺朴实的,留下了好印象。到1946年、1947年,在《青春》里他演田喜,在《虎符》里演信陵君,排《嫦娥》他又搞设计,什么都行,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才气,印象就更好了。那时候没有什么浪漫的内容,就是工作,就是干活。因为大家相互都有好印象,所以很快就明确关系了。我们是通过介绍,自由恋爱的。”

和儿女们做朋友当个慈父

因为有一个严父,所以苏民要当慈父,他说:“我对孩子绝对不会像我父亲那样严厉。我常跟孩子们说,我不讲父道尊严要你们必须听我的,我是把你们当成朋友。”是朋友就得彼此尊重,因此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彼此间的相互学习,就成了这个家庭的相处方式。

濮存昕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时间一长,病脚脚弓特别高,拱着放不平,走路很困难。四年级的时候,苏民带他去医院放脚弓,把5个脚趾的筋做了延长。治脚过程中,先是动手术,然后是打石膏,后来拆了石膏还整天拄着拐。时间一长,有病的那条腿比好腿细,走起路一跛一跛的。“有一天早晨,我吃了早点准备上班,走到窗台口,正好看见他出大门。他不是背着书包吗。他就把书包挎在胸前,再往后一撩,书包就背在肩后了,两手就腾下来,他把拐拿在手里不拄,就用坏腿蹦着走。当时看完之后,我还真是挺动心的。心说,这个病虽然是灾难,但是也锻炼了他的意志。这么小的孩子,就有这样的自觉性,不简单。”后来苏民当着濮存昕的姐姐弟弟面给濮存昕鼓劲:“你这样做是对的,一定要坚持。”

孩子们小的时候,不知道从哪传来,说父母的血可以预防传染病。苏民就带着孩子,拿着血型证明,上了医院。“我的血是O型的,我就让大夫抽我的血,给他们注射。很粗的针管,一抽就抽多半管子。三个孩子站在旁边不言语,看着血进到管子里头。我说,看见没有,一点都不疼。完了就给他们三人注射。姐姐是老大,头一个过来了。大夫就给她注射。两个弟弟就在一边看。姐姐说,不疼,不疼,真不疼,真不疼。努力说着真不疼,可脸上很紧张。然后就是濮存昕。小三比他小四岁。给小三注射的时候,那眼泪就在眼角上,不疼,不疼!说着不疼,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以后再打针,不管是肌肉注射,还是静脉注射,没一个哭的。”

“文革”期间,苏民在北京团河农场劳改。濮存昕在北大荒建设兵团。姐姐在内蒙古插队。苏民的妻子贾铨带着小儿子在河南五七干校。一家五口分别在四个地方。因此,通信成了这个家庭最坚韧的纽带。大家都用复写纸写信,一封信用复写纸拓四份,一个地方一封,自己留一封。

苏民翻开一本影集,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濮存昕的姐姐插队临走时照的,她身后还有一条标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车开动了,忍不住要哭,但她把眼泪憋回去,强做出笑容。这还有一张照片,是女儿在草原骑马时照的,我给她题了一首诗寄给她。

屯垦戍边疆

落户换新装

心随天地阔

马逐水草香

越野知千里

横竿向四方

佇骑回首笑

寄语慰故乡。”

苏民又指着濮存昕牵马远眺的一张照片说:“濮存昕从兵团给我寄来这张照片,我也给他题了首诗寄去。

目穷碧野尽

胸横白云轻

挽辔思远志

昂首寄豪情

秣马壮秋草

厉兵逆朔风

龙骏腾血汗

战士炼心红。”

苏民合上影集遗憾地说:“那时候我们通了不少信,可惜现在一封也没留下来。”

苏民也得过女儿的一副对联。“文革”开始,女儿带着一帮同学来家里,把书架里的俄罗斯作家的,沙士比亚的,莫里哀的书前面的图像,用黑笔涂黑。“书,一页也没有撕,‘文明造反’。我的闺女和她的同学,还在我的卧室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上联:自我改造没勇气

下联:革新洗面不认真,

横批:狗屁不通。

很好笑,我不知道她是说这对联狗屁不通,还是说我狗屁不通。”说完,苏民开怀地笑了。

“清白吏子孙”是濮家家训

有一本线装本,被苏民视为一个“永久的纪念”,这是苏民的父亲73岁时的手抄本,记下了苏民高曾祖、曾祖父及祖父的诗句。苏民指着诗文旁边的章印说:“上面刻的5个字是‘清白吏子孙’。这枚图章是我父亲刻的,还是曾祖父刻的,还是高曾祖刻的?不知道。因为旁边没有边款。这枚图章,现在在我手里。它说明什么呢?我的祖先是‘清白吏’,我是‘清白吏’的子孙。这等于是家训:你们就要做清白吏的子孙。”

苏民认为,其父是清官。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其父在东北任县长时候搞救灾。“每天天没亮,打拳之后,他就牵着马,到各个赈灾的粥棚去巡视。到粥棚的第一件事,是拿着大勺子在粥锅里搅合,把粥锅底的米粒都搅起来之后。他舀上一勺子出来,拿小勺盛点尝尝,如果是没米尽是汤,他就要问了,‘你今天用了多少米?’他要查。”

“我父亲做了一辈子官。他能够攒下点钱,一不买房子,二不置地。不买房子不买地,买字画。家里吃饭没钱了,或者生活紧张了,就卖字画。为什么不买房子不买地,我没问过我父亲,后来是我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一辈子租房子住,不买房子不买地,是为了‘不给子孙留罪孽’,他怕他一不在了,子孙就抢财产了,闹得子孙不和。所以他不留财产,他要留给家的,是要你们读书成材。”

濮存昕曾说,苏民教给他最重要的为人之道,是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问起真传,苏民说:“我没有你们该这样、你们该那样地教过孩子。孩子们的理解、领会,不是口传心授、耳提面命能奏效的。濮存昕从小到剧院,我演戏,他给我送饭,叔叔阿姨们,包括我们的工作态度,对人对事的态度,都看在他的眼里。我们以身作则了,所以他说从我这里学到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应该说,苏民和濮存昕都挺有官运,都当到“人艺”副院长。

苏民从位子上退下来的时候,落下一个“人品好”的口碑。曾与苏民合作话剧《李白》的编剧郭启宏曾这样评价苏民: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有社会责任心,无投机取巧意,能孜孜于学问,惟兢兢于艺术,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

现在,濮存昕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不仅主管着剧院的各项工作,而且还要排戏演戏、拍电视剧,以及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母亲贾铨心疼地说:“他太忙了,也太累了,7、8、9、10四个月,没有休息一天。现在也是,白天拍电视剧,晚上排《万家灯火》,太辛苦了。他还自己开车,疲劳驾驶,真是挺担心的。”濮存昕认为北大荒给予他的东西是他一生受用的,最宝贵的是他有了承受能力,能够吃苦,能够承受事情,这也是他能够进步能够发展的一个因素。

□特约撰文/王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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