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民和濮存昕，是引人瞩目的父子俩，他们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濮存昕小的时候，别人说起来，都说“这是苏民的儿子”。现在，苏民老了以后，别人说起来，都说“这是濮存昕他爸”。在这种时候，名气决定了“谁领衔”。作为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倒是很幽默：“父亲是不会吃儿子醋的。”这让笔者很好奇：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为什么先后出来两位有成就的人？很庆幸，苏民夫妇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让笔者走进了他们的家庭，给了笔者一个和读者共同揭开谜底的机会。

一次微笑让苏民记了一生

濮存昕的祖上是江苏溧水县的显赫家族。清朝同治四年，濮氏兄弟二人同登乙丑科进士榜。兄濮文暹，字青士。弟濮文昶，字椿余，世代为官。算起来，濮存昕是濮青士的嫡传第五代。濮存昕的父亲原名濮思洵，后来以字为姓名就是苏民。

苏民的父亲48岁时才有孩子，在家最小，排行第六。谈起自己成长的家庭，苏民是这样概括的：算是一个读书人家，但是有一定的封建性。“父亲对男孩子很少有笑容，对待女孩子才有说有笑。他希望，是将家庭的责任落在男孩子身上。”

苏民的父亲在张作霖手下做过两任县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家人坐着骡子车从东北经热河，到北京落户。那年苏民6岁，刚上小学。“白天上学，晚上得跟父亲念书。《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汉唐文》，每天短的背一篇，长的背一段。他白天工作很累，晚上也要检查，背不下来是要打手心的。但从不打右手，因为右手要写字。还要把写的字拿出来让他检查。”

父亲的严格，给苏民太深的印象，以至他的一个笑容，让苏民记了80多年。一天早晨，父亲拉着苏民从卧室走进了堂屋，正好苏民的大哥也从门外走进来。大哥是来辞行的，因为父亲为大哥在外面找到一份工作。那时候，辞行是要叩头的。大哥叫了声“爹爹”就要下跪。父亲一看大哥要跪下，便顺手把苏民的手一松，让苏民站到了旁边，大哥刚跪下一条腿，他就一把把大哥拉起来。父亲站在屋子中间的方桌前，大哥问：“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父亲说：“嘱咐你么，我今天一下子想不起来太多的话，其实要说的话很多。如果你今后遇到躲不过去的困难，你就把乌纱帽往脑袋后头一抹撒，你的困难就能过去了。也就是说，对名和利这两样东西，都不要看得太重。”“ 说这话的时候，我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为什么我的印象这么深刻？是80多年前的印象了——我就是平常看不到他的笑容，那天看见了他的笑容，我自己都很感动。儿子临走，给一个笑脸，很不容易。”

正是这种严格的家教，让苏民受益匪浅。比如，苏民学书法，尤其是隶书，颇见功力；苏民能作诗，亲朋好友间以诗往来；苏民能作画，30年前的一幅山水长卷，让观者叹其“笔法细腻，气韵生动”。这也是苏民成为“人艺”著名导演的底蕴。

濮存昕对文学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诗歌，他曾经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朗诵过许多中外名家的诗，这大概和他有一个酷爱诗词歌赋的父亲不无关系。  

演戏为苏民夫妇牵上红线

书香门第，又世代为官，因此苏民的父亲对演戏是深恶痛绝。在他的观念里，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当戏子！但是，苏民却被革命吸引，投身到进步的戏剧运动中。

1942年，苏民在北京第三中学上高二，是个活跃人物。由于和“艺专”的老师学过画画，所以给班里出壁报成了他的专差。当时三中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一起办了一份叫“荧火”的壁报，所有的板头也都是他画的。“蓝天野（人艺著名演员、导演）就在我们教室对过的高一班，他也出壁报，他是他们班的美术编辑。我们两班的壁报，就在两班的过道的两张木板墙上，全校同学都来看。”

就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个同学，领来一个北大法学院的学生，来给大家排戏。戏演完之后，他就给出了个主意：“你们这么喜欢演戏，干脆组织个剧团吧。”一说组织剧团，大家非常赞同，于是就有了“沙龙”剧团。

苏民在学校里演戏，不敢让父亲知道。他家当时在西单附近的半截胡同。其隔壁就是一所小学校，叫半截胡同小学。苏民跟学校的校长很熟，就跟校长说：“你们学校放寒暑假时，借我们一间屋子，让我们排排戏吧。”于是校长就把学校后面、一排三间空着的屋子借给了苏民。

“我们把屋子打扫干净，剧团等于有了活动阵地了。”苏民说：“我们又做了布景。我悄悄跟母亲要了两匹白粗布（现在回头去想，那是做孝服用的），这算是我的投资啊。我们的团长投资的是木头，有的人还从家里弄点钱来，买了小钉子，把布景钉在木头框子上。有这么个剧团，又有这么个布景，我们这伙人就不散了，寒暑假在一起就排戏了。我们拿着这个布景，还到各个学校去，支援别人演出。于是我们这个剧团就形成了朋友遍北京。哪个学校约我们，我们就弄辆排子车，把布景拉过去，让人家演戏，帮人家化装。从1942年成立，一直到1946年，这时候我们都上大学了，这个剧团也没有散，而且又把各个大学联系了起来，搞起戏剧活动。”

当时蓝天野的姐姐、姐夫都是被派到北平来的地下党员。“有一天我们的副团长（也是地下党员），带着都还没入党的团长和我，跑了趟解放区张家口。在张家口，北平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嘱咐我们，你们回去要把‘戏剧团体联合会’组织起来，别让国民党在戏剧界走在我们前头，要扩大我们的统一战线，团结多数人，占领舞台阵地。我们回来之后，作为发起单位，组织各个剧团。1946年成立了‘戏剧团体联合会’，也就在这一年我入了党。到这时候，我哪都去演，我的父亲已经管不了我了。”

正是这个阶段，濮存昕的妈妈贾铨认识了苏民。贾铨说：“我哥哥比较早就和地下党有联系。当时我们家的大人都不在北京，我们的家是孩子的天下，哥哥的同学、姐姐的同学、我的同学都上我们家来玩。我们就有了‘趣味生活会’，实际上就成了地下党外围的组织。当时我们在中学，每学期、每一学年结束，我们都要演话剧，苏民他们剧团也给我们帮助。他那时候叫濮思洵，我对他不太了解。我20来岁的时候，我哥哥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人家庭条件挺好的，特别能吃苦。后来一见面，挺朴实的，留下了好印象。到1946年、1947年，在《青春》里他演田喜，在《虎符》里演信陵君，排《嫦娥》他又搞设计，什么都行，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才气，印象就更好了。那时候没有什么浪漫的内容，就是工作，就是干活。因为大家相互都有好印象，所以很快就明确关系了。我们是通过介绍，自由恋爱的。”

和儿女们做朋友当个慈父

因为有一个严父，所以苏民要当慈父，他说：“我对孩子绝对不会像我父亲那样严厉。我常跟孩子们说，我不讲父道尊严要你们必须听我的，我是把你们当成朋友。”是朋友就得彼此尊重，因此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彼此间的相互学习，就成了这个家庭的相处方式。

濮存昕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时间一长，病脚脚弓特别高，拱着放不平，走路很困难。四年级的时候，苏民带他去医院放脚弓，把5个脚趾的筋做了延长。治脚过程中，先是动手术，然后是打石膏，后来拆了石膏还整天拄着拐。时间一长，有病的那条腿比好腿细，走起路一跛一跛的。“有一天早晨，我吃了早点准备上班，走到窗台口，正好看见他出大门。他不是背着书包吗。他就把书包挎在胸前，再往后一撩，书包就背在肩后了，两手就腾下来，他把拐拿在手里不拄，就用坏腿蹦着走。当时看完之后，我还真是挺动心的。心说，这个病虽然是灾难，但是也锻炼了他的意志。这么小的孩子，就有这样的自觉性，不简单。”后来苏民当着濮存昕的姐姐弟弟面给濮存昕鼓劲：“你这样做是对的，一定要坚持。”

孩子们小的时候，不知道从哪传来，说父母的血可以预防传染病。苏民就带着孩子，拿着血型证明，上了医院。“我的血是O型的，我就让大夫抽我的血，给他们注射。很粗的针管，一抽就抽多半管子。三个孩子站在旁边不言语，看着血进到管子里头。我说，看见没有，一点都不疼。完了就给他们三人注射。姐姐是老大，头一个过来了。大夫就给她注射。两个弟弟就在一边看。姐姐说，不疼，不疼，真不疼，真不疼。努力说着真不疼，可脸上很紧张。然后就是濮存昕。小三比他小四岁。给小三注射的时候，那眼泪就在眼角上，不疼，不疼！说着不疼，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以后再打针，不管是肌肉注射，还是静脉注射，没一个哭的。”

“文革”期间，苏民在北京团河农场劳改。濮存昕在北大荒建设兵团。姐姐在内蒙古插队。苏民的妻子贾铨带着小儿子在河南五七干校。一家五口分别在四个地方。因此，通信成了这个家庭最坚韧的纽带。大家都用复写纸写信，一封信用复写纸拓四份，一个地方一封，自己留一封。

苏民翻开一本影集，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濮存昕的姐姐插队临走时照的，她身后还有一条标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车开动了，忍不住要哭，但她把眼泪憋回去，强做出笑容。这还有一张照片，是女儿在草原骑马时照的，我给她题了一首诗寄给她。

屯垦戍边疆

落户换新装

心随天地阔

马逐水草香

越野知千里

横竿向四方

佇骑回首笑

寄语慰故乡。”

苏民又指着濮存昕牵马远眺的一张照片说：“濮存昕从兵团给我寄来这张照片，我也给他题了首诗寄去。

目穷碧野尽

胸横白云轻

挽辔思远志

昂首寄豪情

秣马壮秋草

厉兵逆朔风

龙骏腾血汗

战士炼心红。”

苏民合上影集遗憾地说：“那时候我们通了不少信，可惜现在一封也没留下来。”

苏民也得过女儿的一副对联。“文革”开始，女儿带着一帮同学来家里，把书架里的俄罗斯作家的，沙士比亚的，莫里哀的书前面的图像，用黑笔涂黑。“书，一页也没有撕，‘文明造反’。我的闺女和她的同学，还在我的卧室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上联：自我改造没勇气

下联：革新洗面不认真，

横批：狗屁不通。

很好笑，我不知道她是说这对联狗屁不通，还是说我狗屁不通。”说完，苏民开怀地笑了。

“清白吏子孙”是濮家家训

有一本线装本，被苏民视为一个“永久的纪念”，这是苏民的父亲73岁时的手抄本，记下了苏民高曾祖、曾祖父及祖父的诗句。苏民指着诗文旁边的章印说：“上面刻的5个字是‘清白吏子孙’。这枚图章是我父亲刻的，还是曾祖父刻的，还是高曾祖刻的？不知道。因为旁边没有边款。这枚图章，现在在我手里。它说明什么呢？我的祖先是‘清白吏’，我是‘清白吏’的子孙。这等于是家训：你们就要做清白吏的子孙。”

苏民认为，其父是清官。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其父在东北任县长时候搞救灾。“每天天没亮，打拳之后，他就牵着马，到各个赈灾的粥棚去巡视。到粥棚的第一件事，是拿着大勺子在粥锅里搅合，把粥锅底的米粒都搅起来之后。他舀上一勺子出来，拿小勺盛点尝尝，如果是没米尽是汤，他就要问了，‘你今天用了多少米？’他要查。”

“我父亲做了一辈子官。他能够攒下点钱，一不买房子，二不置地。不买房子不买地，买字画。家里吃饭没钱了，或者生活紧张了，就卖字画。为什么不买房子不买地，我没问过我父亲，后来是我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一辈子租房子住，不买房子不买地，是为了‘不给子孙留罪孽’，他怕他一不在了，子孙就抢财产了，闹得子孙不和。所以他不留财产，他要留给家的，是要你们读书成材。”

濮存昕曾说，苏民教给他最重要的为人之道，是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问起真传，苏民说：“我没有你们该这样、你们该那样地教过孩子。孩子们的理解、领会，不是口传心授、耳提面命能奏效的。濮存昕从小到剧院，我演戏，他给我送饭，叔叔阿姨们，包括我们的工作态度，对人对事的态度，都看在他的眼里。我们以身作则了，所以他说从我这里学到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应该说，苏民和濮存昕都挺有官运，都当到“人艺”副院长。

苏民从位子上退下来的时候，落下一个“人品好”的口碑。曾与苏民合作话剧《李白》的编剧郭启宏曾这样评价苏民：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有社会责任心，无投机取巧意，能孜孜于学问，惟兢兢于艺术，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

现在，濮存昕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不仅主管着剧院的各项工作，而且还要排戏演戏、拍电视剧，以及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母亲贾铨心疼地说：“他太忙了，也太累了，7、8、9、10四个月，没有休息一天。现在也是，白天拍电视剧，晚上排《万家灯火》，太辛苦了。他还自己开车，疲劳驾驶，真是挺担心的。”濮存昕认为北大荒给予他的东西是他一生受用的，最宝贵的是他有了承受能力，能够吃苦，能够承受事情，这也是他能够进步能够发展的一个因素。

□特约撰文/王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