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电视剧《我的绝密生涯》改编自沈醉的长篇纪实文学《我的特务生涯》。剧中的一些情节来自《我的特务生涯》。沈醉是国民党陆军中将，是军统云南站站长。1949年12月9日他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原参加云南起义，协助卢汉逮捕在昆明的多数特务。1980年，有关方面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沈醉的有生之年中，他与著名作家丁玲有一段由仇敌变为朋友的，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上世纪三十年代，沈醉是军统驻上海的组长。丁玲住在法租界，他们这个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三个人专门负责盯视丁玲。那时丁玲是有名的青年女作家，又是左联成员。在读者中，特别是一些进步青年读者中间影响很大，所以国民党很注意她，很恨她。但是沈醉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她在左联里边的具体职务，监视她的目的就是掌握这些情况，在适当的时机逮捕她，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来，丁玲被中统抓走了。

在“文革”期间，由于沈醉的特殊身份，大量所谓“专案组”找他外调。5年间写过一千多份证明材料。其中，有让他写不利于丁玲的证明材料。但他懂得，一份材料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决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样，无中生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他的进步，也是他认真改造的成果。沈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险些害了丁玲，却又在“文革”期间，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帮了丁玲。他以自己的功，弥补了自己的过。这是一救丁玲。

粉碎“四人帮”后，很长一段时间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没有解决。文艺界有的高层人士坚持认为丁玲被捕后有变节行为。调查人员向沈醉求证。沈醉感到难以理解，他说，“丁玲同志未被杀害，绝不是因为她自首、叛变。她如果自首叛变，我们这些人不会不知道。她没被处死，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很大。是蔡元培、宋庆龄、鲁迅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还有外国人声援。国民党反动派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我真不明白，解放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她怎么还为了历史问题吃了那么多苦头？”

之后，沈醉给丁玲写了一封信寄到丁玲家中，但丁玲此时不在北京，她应厦门大学之邀，正在鼓浪屿疗养。丁玲回到家中后读了沈醉的信，知道了一些过去并不知晓的事情，这对于她的长篇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有所帮助。很快，她又看到了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文件澄清了有关她在南京被捕那一段历史的种种谣言，彻底地还她一个清白。这是二救丁玲。

沈醉曾说：“我非常感谢丁玲，她在政协会上发言，谈《我这三十年》这本书，使我得到解脱，得到理解，我很感激她。”如今，两位老人都已作古，但他们由仇敌变为朋友的这一段交往，成为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流入浩瀚的历史中。

摘自《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