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80岁的老人。1949年，为了生计，16岁的我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在东单三条的南官厂胡同37号当勤杂工。在这座大杂院里，我居住了30年。这30年，我领略了北京胡同的无尽风采；这30年，我体会了北京人的真诚友善；这30年，我结识了大杂院里的郭大哥；这30年，更铸就了我和郭大哥的一世友情。

在这个大杂院里，住着十来户人家，大家对我都很好，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郭大哥一家人了。郭大哥那年18岁，比我年长两岁，他们家是老北京，见我只身在京，郭伯父、郭伯母经常对我照顾有加，而且还叮嘱郭大哥：“惠棠比你小，父母又不在身边，你要多陪他玩玩儿，如果看到谁欺负他，你可要保护他。”郭伯父、郭伯母的话，让我倍觉温暖。

每天下班后，郭大哥都会骑车来单位接我，然后带我去他的家。虽说他家也不富裕，但郭伯母常常给我准备一些北京小吃；郭伯父还给我讲老北京的各种传说，这些传说后来都成为了我给儿子讲故事的素材；而文化素质较高的郭大哥也教给我不少科学知识，为我今后更好的工作、进修和晋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让我受益终生。

1958年，25岁的我结婚了，考虑到我和爱人的家在外地，领导决定把这间6平方米的房子分配给我，这间房子就成了我的新房。新房的布置自然就落到了郭大哥的头上。郭大哥帮我把房子刷得四白落地，还把他平时都舍不得穿的一套半新不旧的衣服借给我当结婚礼服。这时的郭大嫂帮我准备喜糖，而且还不时地向我和爱人介绍婚礼上的待客之道。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婚礼办得虽然简朴，但热闹、隆重。

1964年，我的儿子降生在这间房里。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很多东西都要凭副食本供应，有钱也买不到。为了能给爱人多弄一些带鱼、鸡蛋等营养丰富的食品，我可是煞费苦心，但每每都无功而返。郭大哥知道这件事后，立刻让郭大嫂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的20个鸡蛋。同时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户每月凭本供应一份宽带鱼或者两份窄带鱼。为了让我爱人能多吃到一些带鱼，会过日子的郭大嫂在买带鱼时尽量买窄的，这20个鸡蛋和两份比鞋带宽不了多少的带鱼，在如今肯定算不得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能每天吃到这些东西真算得上是“饕餮盛宴”了。

在这座大杂院里，我生活了29年。1978年，单位盖了四座筒子楼，我有幸分到一间17平方米的房子，于是我带着满心的喜悦搬离了这座承载了我人生最重要29年历程的胡同，离开了这座让我今生永远难忘的大杂院。后来，郭大哥也离开了这座大院，住进了宽敞的楼房。

虽然我和郭大哥在空间距离上远了，但我们彼此心灵上的距离并没有被拉远，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惦记着我。我现在已不再是一名勤杂工，而是一名享受政府津贴的高级工程师了，但他还是乐于给我讲一些科学知识；而我还是习惯于像以前那样依赖他，期待将喜悦和他一起分享，也愿意将烦恼向他倾诉。

今年春节，我和老伴儿换上一套崭新的唐装，坐上出租车去看望已经82岁的郭大哥和郭大嫂。到了郭大哥家，郭大嫂拿出一小筐鸡蛋和五条带鱼，开玩笑地对我老伴儿说：“大妹妹，那时候嫂子没辙，每天只能让你吃一个鸡蛋、一小段带鱼，今天，这些鸡蛋、带鱼你撒开了吃，嫂子管你够！”老伴儿听罢，笑着说：“嫂子，我现在每天还是只吃一个鸡蛋，偶尔吃一点带鱼，不过那不是因为没有，而是怕胆固醇高了对健康不利，这好日子我过不够呀。”与郭大哥相处的日子永远都那么开心，四个老人又宛若回到了青年时代。

离开大杂院以后的30年，我又搬了几次家，现在我已住上了四居室，可以说新居一套比一套好，一套比一套大，可是我却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回想起胡同大杂院里那段难忘的时光。虽然往昔离我逐渐远去，但却永远不会离开我的牵挂。

□张惠棠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