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跋山涉水的艰辛远比静守书斋要难得多，更何况是置身于被贬谪、避战乱、遭流放的境地，山高路远，道阻且长，唯有千里共婵娟。《山河做证：古道上的中国文脉》是作家聂作平的一部人文地理随笔集，该书以实地探访为基础，以丰富史料为支撑，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透视杜甫、柳宗元、李商隐、苏轼等人颠沛流离的坎坷人生。这些命途多舛的文人墨客，在行走中试图找到一种超越苦难的存在方式，其作品往往流露出平静与坚韧的力量，宛如乱石里开出的永不凋谢的花。

“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公元759年，客居秦州的杜甫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虽然素未谋面，却热情地邀请杜甫去他所在的同谷。正值忧贫畏老之际，杜甫欣喜若狂，甚至迫切得连夜就要出发。然而，大道多歧，世事难卜。到达同谷后，那个没有留下名字的所谓佳主人，要么根本没露面，要么略微敷衍一下就消失了。居此期间，杜甫写下《同谷七歌》，朱东润称之为“千古少有的诗篇”，冯至称之为“响彻云霄的悲歌”。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入川路上，饥饿、寒冷、屈辱、悲伤、绝望……它们如同一条条黑色的小蛇，咬噬着两鬓飞霜、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诗圣。

贬谪南方，似乎是柳宗元的宿命。他在永州和柳州，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岁月。贬谪重创了他，也造就了他。在永州，他写下千古传诵的《永州八记》，文中所述地方之前都是无人欣赏的野风景，是柳宗元发现了这里的美，并诉诸文字，永州山水也就此远近闻名了。在柳州，他颁布新政禁绝人口买卖、推广医学破除迷信、凿井植树泽被民生，用诗文反映下层民众的心声，将自己“吏为民役，以德安民”的思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实践。从冠盖满京华的长安到山遥水远的永州，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被“千万孤独”所困的柳宗元，努力寻找并创造着生命的意义。

妻子从北方捎来家书，委婉地问他什么时候回去。李商隐怅然若失，以诗代笺作答：“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如今，我们读《夜雨寄北》，更多地感受到了一份素淡与平和，但这背后却隐藏了诗人无尽的失意与伤怀。在动荡离乱的晚唐，李商隐的足迹踏遍天南海北，短短一生中，他先后到达过现今10多个省级行政区。追根究底，他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舟车劳顿地南来北往，无非是为了寻求出路。这出路，既是生活所迫，也是精神所需，脚印、诗行和生命的华章统统被他留在了沿途。

乌台诗案后，苏轼一次次贬谪，一次次背离京师。“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寄情美丽山水，淡忘残酷现实，这是中国文人惯有的生存方式，苏轼亦然。对于他而言，黄州赤壁是不是昔年曹操的战场，是否真正具有天地之大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从这似有灵性的山水间感觉到了生命的短暂、韶华的易逝、人世的无常。苏轼是诗人、词人、散文家、画家、书法家、生活家，但他留给我们的，却非这些空洞的词语所能概括。他象征着即便在苦难的放逐中，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仍然能够完整地、完美地创造自己的世界。

山河坦荡，古道绵长。一个个或远去或延续至今的地名，不止是地理学符号，更是历代文人墨客与山川湖海、社会风俗深度交流后留下的文学足迹。这长长的足迹，铭刻着前人远去的背影，也传扬着他们的精神与文化。

□任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