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字号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历史传承，既是一种商贸文化历史景观，也是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符号标志。北京老字号每块牌匾的背后，几乎都有着非常动人的文化佳话。而最令人称道的是，许多老字号背后，还有着一系列善行善举或者孝德故事——

“鹤年堂”施送“避瘟金汤”500年

“鹤年堂”老药铺开业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最初在南城菜市口大街铁门胡同迤西路北，创办者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店铺字号，既含有《淮南子·说林》“鹤寿百岁，以极其游”之意，又取“松鹤延年”之吉语。

永乐初期，连年战乱，多地瘟疫频发。特别是永乐六年（1408年），南方暴发大瘟疫，并向北方各省蔓延。丁鹤年结合祖传验方和当时疫情，研制出“避瘟金汤”（后定名“鹤年甘露饮”），无偿赠送灾民。

“鹤年堂”所处菜市口，明代称菜市大街，为京南要衢，是外省人进京必经之地，也成为集聚与住宿首选之所，交通发达，人员密集。此时丁鹤年已73岁高龄，遂将药铺交由儿子丁文勇打理，并特别叮嘱：“医者应为胸怀仁心、医心之人，万不可唯利是图！”

丁文勇铭记父亲之嘱托，秉承其乐善好施之仁德。当时南方瘟疫已近京城，为防止瘟疫蔓延，给过往路人提供预防瘟疫之药饮，特在药铺门口放置一口大缸，每天清早装上满满一大缸“避瘟金汤”，免费供过往的人们饮用。路人闻之，无不争先恐后。这一送，就是大半年。当时的医药名家张景岳形容“鹤年堂”赠药的盛况“世人趋鹜鹤年堂”。

疫情之后，“鹤年堂”药铺门前所置一大药缸并未撤去。丁文勇依据“四时”防病之理，以不同节气，配制不同的汤饮：春时“避瘟汤”，具有清热解毒，避秽除烦之功；夏时“解暑汤”，具有清心涤热，解暑除烦之效；长夏“化湿汤”，具有健脾化湿，消食开胃之功效；秋时“润燥汤”，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之效；冬时“散寒汤”，温经散寒之功。久而久之，人们将这“五汤”统称为“甘露饮”。无论是行人、小商贩、人力车夫还是官宦、权贵，只要经过“鹤年堂”门前，“任客饮用，不收分文”。丁文勇见饮者不绝，自感欣慰，言道：“药行之本就是济世行善，喝的是鹤年堂之字号，扬的是鹤年堂之名声！”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京城名医王圣一接手“鹤年堂”药铺，仍延续“鹤年堂”送药汤于“军民贫病者”之传统。时年宛平、大兴二县出现疫情，王圣一便联络京城多家药铺掌门人对源于唐朝宫廷的食疗方“秋梨膏”进行了兼收并蓄的调整，以北方润性最佳、药用价值极高的赵县雪花梨取代原方中的秋梨，由此更具生津止渴、润燥清肺、降温治疫的作用，并将其置于药铺门前大药缸旁，与“避瘟金汤”一起，供路人随意取用，持续达数月。

“鹤年堂”送药汤于“军民贫病者”之善举，历经明、清、民国，一直传承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540多年之久，此善举一直为京城百姓所称道，人们将这口施药之器物俗称为“避瘟大缸”。

翰林学士为见义勇为的“大顺斋”题写牌匾

北京老话说：“京东通州有三宝：烧鲇鱼、酱豆腐、糖火烧。”这其中的糖火烧是京城老字号“大顺斋”的特色美食。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来自金陵（今南京）的回民刘大顺，在京东通州镇外租了间平房，烙制糖火烧，每天一大早儿就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刘大顺烙出的火烧吃在嘴里酥绵松软，又甜又香，颇受人们的青睐。几年后他便有了不少的积蓄，于是租下几间门面房，前店后厂，开了一家烧饼铺，取名“大顺斋”。一是表示自己的大号叫大顺，二是希望买卖做的顺利，发大财。

刘大顺待人和气，买卖公道，特别是他烙的糖火烧，别有风味，短短几年就在通州城里有了名气。清乾隆初年（1736年），“大顺斋”在通州回民胡同西头开设了两间门市，砖券木门，上嵌有砖匾“大顺斋”，门两侧为砖刻对联，古朴典雅。

百余年后，“大顺斋”砖券木门上的匾额因风吹雨淋多有风化，变得模糊不清，掌柜子便想请人重新题写。可找了京城的几位书法家，均因开价太高，未能题成。最后是翰林院学士、书法名家吴春鸿无偿题写的。这堂堂的翰林大人何以为一家烧饼铺题写匾额呢？说起来这里还有个厚德故事。

吴春鸿乃河北武清县（今天津武清区）人，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从四品，即为朝廷文史修撰之职，并以书法知名。尤擅赵体（赵孟頫），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但他的作品留世稀少，因为他极少给别人题字。

吴春鸿虽为翰林，官至四品，但为人处世低调，从不张扬。有一年清明节，他独自回武清老家为先祖扫墓。临近傍晚，才乘马车从武清返往京城。当走到通州城外一块空旷之地时，忽然遇到持刀打劫的，欲将他洗劫一空。正在此时，一挂马车奔到他眼前，从车上跳下三个人，将那贼人按倒在地，由此使他安然无恙。他对三位临危相助的路人万分感激。原来这三位是通州“大顺斋”的伙计，从天津进货途经此地，见有贼人打劫便挺身相助。

此时天色已晚，吴春鸿便与他们回到了“大顺斋”，掌柜好生招待。第二天早上，吴春鸿告辞回京时，看见砖券木门上“大顺斋”三个字已模糊不清，便让掌柜取来文房四宝，随即题写了“大顺斋南果铺”和“大顺斋”两块匾额。掌柜子一见落款为“吴春鸿”三个字，又惊又喜，原来这位是京城书法名家、翰林学士吴春鸿大人，便连忙拜谢。吴春鸿言道：“这‘大顺斋’与我有救命之恩，草写几个字，何须拜谢？”从此他与“大顺斋”的掌柜子成了莫逆之交。时至今日，吴春鸿题写的匾额仍悬挂于“大顺斋”店铺之中。

孝子为敬老破例题写“步瀛斋”

“步瀛斋”鞋店是一家具有15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早年间与“内联升”“天成斋”和“同陞和”并称为京城“鞋业四杰”。

清咸丰八年（1858年），“步瀛斋”在前门外大栅栏开业，创办人李姓，通州人（另说为李姓官员），人称李掌柜。据传开业之初，店铺门楣上悬挂的牌匾为李掌柜本人所书，但他对自己的字不大满意，所以想请一位书法名家题写匾额，以为店铺增光添彩。想来想去，想到了道光年进士、左都御史毛昶熙。

毛昶熙不但是朝廷高官，而且是著名书法家，其字丰神俊逸、神韵十足。但请他题字可谓一字难求。因为毛昶熙行事极为低调，从不轻易留墨题字。他曾给自己规定了“三不留原则”：一不留墨迹，二不留文稿，三不留钱财。只允许“铺墙壁上留两个时辰”“书不过两时，文不过一季，皆焚之于炉”。

怎样才能得到这位书法名家的墨宝呢？李掌柜琢磨了许久。后来得知，毛昶熙是个大孝子，对母亲姜氏百依百顺，唯命是从。而这姜氏是“麻脸大脚”，穿的鞋子特别大，一般鞋店里没有卖的，所以毛昶熙为母亲穿鞋之事颇费心思。由此，李掌柜心生一计，他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姜氏所穿鞋子的尺码，然后让店里的伙计精心制作。从此，时不长地就让店里的伙计往毛府上送一双新鞋。立春时节送缎子面的绣花布鞋，立冬之前送“棉花篓”（也称大云棉鞋），快过年了送上两双崭新的“千层底”。每双鞋都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外观漂亮，老太太一穿，不但合脚，还特别舒适，所以深得她的欢心。

转眼一年过去，步瀛斋的伙计往毛府上送了十几双新鞋，且分文不取，甚至连店铺的字号也不说。老太太实在过意不去，便说道：“我是无功受禄，不能再穿你们的鞋了。”这时伙计才说出是前门外大栅栏“步瀛斋”鞋店掌柜送的，不为别的，只求毛昶熙大人为小店题写一块牌匾。老太太一听，随声言道：“三日之后来取即可！”

第二天，老太太便叫儿子毛昶熙为步瀛斋题写牌匾，虽然毛昶熙有“三不留原则”，但他恪守“百善孝为先，孝以顺为重”之古训，对母亲的吩咐历来唯命是从，遂将一张牌匾大的宣纸铺于桌案之上，题写了“步瀛斋”三个大字。然后又取出些银两给母亲，以付步瀛斋的鞋钱。

不久，毛昶熙题写的牌匾便悬挂于“步瀛斋”鞋店门楣之上。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步瀛斋被改为“工农兵鞋店”，后又称“东升鞋店”，直到1983年才复名。此时毛昶熙所题匾额已不复存在，现在牌匾为“雪斋”所题。

主讲人介绍：

户力平，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多年业余从事北京文史研究，特别是北京地名、风物、民俗及古村落研究，并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劳动午报》等报刊发稿千余篇。已出版《光阴里的老北京》《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京西海淀说故》《香山传说》等。

□主讲人：户力平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