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百万年前的湖北的“郧县人”3号头骨，到水陆相连、江海一体的宋元古港；从一万余年前的出土的巨量陶片，到北宋巨幅海马仙鹤石雕壁画；透过二里头、殷墟和西头遗址一窥夏商周上古三代文明中的幽微之光，大松山墓群展现一幅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从两晋到宋元明的宏大历史长卷……28日揭晓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拂去时光的一片尘埃，让中华文明之光在深邃的历史中再度闪亮。

实证中华文明发展起源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生动描绘了中国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2022年5月在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保存完好，形态清晰，具有直立人的体质特征，很大程度上弥补此前两具头骨变形的缺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指出，该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也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化石及文化证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人类遗址的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多频次红烧土堆积，体现出古人类对火的运用，由此殊为难得地揭露了一万余年前的一个临时性活动营地。“年代距今越久，保留下来的遗存越少。这个遗址能很大程度还原当时人类的生活场景，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学术价值。”陈星灿说。

“如果只知道大型遗址的形制，而不知道中小型遗址的话，无法完整了解当时的社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指出，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的可贵价值正在于此。作为与同期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国遥相呼应的中型城址，其数次扩建，层层设卡、处处把关、谨慎布防的结构彰显了浓厚防御色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是对石卯文明的有利补充。

对应夏商周三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则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倍感兴奋，他总结这三个遗址“都有着突破性的价值”。“二里头考古发现的‘井’字布局，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同时让人联想到汉唐里坊制度，可谓是开创先河的格局；殷墟新探明的围沟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西头遗址中西周时期大型城址的发现，为寻找文献所载‘豳’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见证中华文明灿烂多元

2022年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同时体现了年代的均衡性。王巍笑称，以前考古学有不考三代(注：夏商周)一说，因为这三代以后就有信史可查。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进一步揭示了此后历史年代的生动生活画面，体现了民族融合、文化交融、多元一体、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史。

作为一处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同时见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是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表示，该墓群绘制了一幅长达1400多年的文化交融历史画卷，用实物形态为我们重新展现了在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不断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历史演进过程。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包括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时期的遗存，遗存面貌清晰地反映出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在中原地区影响之下传入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厘清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实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维护国家历史安全与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价值。“遗址清晰反映出高句丽、渤海国的佛教造像风格、题材跟中原地区魏晋以来的佛教一脉相承，是对国际学术界一些声音的有力回应。”霍巍说。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州桥是运河遗产中的典型代表，其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也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一片繁华海上头”。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重现了宋元温州港的繁华景象。城址1700年未变，凸显了温州古城港、城一体的规划特色，也使这次发掘兼具城市考古和港口考古的双重意义。朔门古港集齐各大要素，遗迹全、规模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填补了海丝申遗体系港口类遗产的关键缺环。霍巍指出，这一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港口遗址。(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