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出于对达智桥历史街区的崇敬，我先后三次来过这里。通过细致的走访探寻，我发现这里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街区，而是一处有深厚历史底蕴、曾经发生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街区。在这里走走停停，会发现小小的达智桥胡同，几百年来竟然演绎了多次云谲波诡的不同凡响的历史故事。

□主讲人：赵强 文/图

达智桥胡同历史遗存十分丰厚

在广安门地区，有故事的胡同有上百条，不过我还是认为，这些胡同中唯有达智桥胡同更为突出，这条胡同本来不长，仅仅200多米，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校场五条。清朝以前这里本不是胡同，仅是一条由西向东流淌的河沟，与从宣武门向南流的河沟汇合在一起，在两沟汇合处建有一座小桥。随着清代驻军的增多，这个胡同逐渐发展起来。河沟被填平形成了胡同。胡同也因桥得名为“鞑子桥胡同”。1912年后胡同名雅化为“达智桥”。

在我的印象中，一条胡同拥有精美铁艺招牌的并不多，而达智桥胡同的铁艺招牌，从熙熙攘攘的宣武门外大街就能一眼看出，由此可见它的重要。经过多年的整治，这里成为了北京上千条胡同中第一批步行街。胡同两旁是清一色青砖灰瓦的民国风格的平房，从东到西，然后往北延伸开去，串起了杨椒山祠、沈家本故居、嵩山草堂、太原会馆等10多处历史遗迹。

一条短短的小胡同，竟然有如此多的重要历史遗存，这还是不多见的。走在胡同里，见不到一辆穿行的汽车，宽敞的青石步道，朱红的小院儿门楼，灰色的砖雕，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谁也想不到，几百年前，这里曾经车水马龙，风云际会，很多历史名人在这里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杨椒山祠见证百年前激荡时代

据我这多年来的观察和走访，北京的历史名人祠堂遗存虽然不少，但是真正修缮并对公众开放的并不多见。杨椒山祠也是一个尚未修缮然而历史价值又重大的所在。原来，这里不但是明代忠烈之士杨继盛（椒山）的故居，还是有名的“公车上书”的千人签名地。

找到这里并不难。走入胡同没有几步，就见到了一个长满杂草的、衰落的古建筑。位于胡同南侧的十二、十四号。据史料记载，杨椒山，是明嘉靖进士，曾官至兵部员外郎。在严嵩专权时期，他毅然弹劾严嵩，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为此触怒严嵩。

于是，他被诬陷下狱，受尽酷刑，入狱三年终被杀害。临刑前从容赋诗，天下传诵。其夫人张氏，曾上书愿代椒山死，但是这一申请未予通报，在椒山遇难之日，张氏竟于同日自缢。

由于北京百姓敬重杨椒山的刚直，尊他为北京地方的城隍爷。杨椒山祠成为京城三大城隍之一。此后400多年间，一些名人学者争相题诗作赋，称颂其品德与风骨。清乾隆年间将他的故居松筠庵改为祠堂。

而“公车上书”事件，很多人并不陌生。由此事件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据记载，清末由康有为主持的有名的“公车上书”的万言表，是在松筠庵内起草的。康有为以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长达14000多字的“万言书”，参加签名者达1200余人。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我仔细打量着这个已经衰落的祠堂，内心百感交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都不缺少为了民族与国家的利益而奔走呼号的志士仁人，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动力。

由于祠堂上锁，这个500多年的历史建筑真颜无法掀开，只能是从门缝中看出里面的建筑确实很有年代感。衷心期待杨椒山祠早日修缮完毕，开门迎宾。

嵩山草堂曾是维新变法策源地

在杨椒山祠对面就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嵩山草堂。从外表看是一个破旧不堪的普通民居，不时地有居民出出进进。考虑到是一个大杂院，怕贸然进入影响居民生活，所以只是进入观察了一下就退了出来。

据记载，明代万历年间，高拱罢职后在宣武门外上斜街与后河沿胡同之间购得荒地两亩余，修建中州乡祠，初建三间平房，专供在京豫人集会之用，之后经不断扩建，到清末时成为北京规模最大的河南会馆，后草堂改为河南会馆，河南中学（又称嵩云中学）。目前这个草堂的前半部已成民宅，后半部为204中学使用，另建了教室楼房，楼门设在上斜街。这个古建筑群包括中州乡祠、洛社、池北精舍、月牙池、听涛山馆、精忠祠、报国堂等在内的150余间大小厅堂斋舍，其内不仅修有花园，而且还有假山、轩亭、水池、草舍等设施，总称“嵩云草堂”。

1895年公车上书时，嵩云草堂与对面的松筠庵一起做过各省举子集会、签名的场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曾在此处开会议事，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策源地，还有袁世凯、张勋等也都在这里活动过。

沈家本故居演绎近代法制巨变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先驱，清末修律的代表人物，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如果要评选中国近代史有影响的法学家，沈家本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个。

走进达智桥胡同的西边，就是一个修缮一新、十分醒目的四合院，这里就是沈家本故居。沈家本是清朝末年的法学家、他是第一个把西方法律引入中国，自担任修定法律大臣期间，他参酌古今，博取中外，结合中国古代法学，主持修定、起草了清末系列法律。他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他建议废止了中国古代一直执行的如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从其建树可以看出，他的贡献都是前无古人的，其改制难度可想而知。这里原来是“吴兴会馆”， 1900年沈家本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后，买下此院经过整修后，就一直在这个院子里居住生活，直至1913年逝世。他被后人誉为“中国法制近代化之父”“中国传统法系的终结者”“中国近代法系的创立者”。

沈家本故居坐北朝南，平面呈矩形，共有三进院子，第一、二进院子开放，第三进院子未开放，经过修缮后，该楼一层陈列了沈家本曾孙沈厚铎捐赠的部分沈家本生前用过的印章、砚台等珍贵文物。二层已被还原成书房的模样，陈列了沈家本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今，故居基本格局并未变，见证了沈家本的精彩人生。

达智桥胡同其它的多处历史遗存，由于方方面面原因，还没有来得及修缮，相信未来的达智桥会更加整齐精致，其历史文化价值会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