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市正在全力以赴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说到疫情防控，古已有之，时称“降疾”，即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所作的各种努力。

瘟疫是古人对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泛称，亦称“大流行”。据《北京灾害史》记载：历史上北京地区疫情频发，仅明清时期出现瘟疫的年份就多达29个。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北京，人们是如何成功应对疫情？怎样开展防疫的呢？

主要采取“离间法”阻断疫情蔓延

历朝历代对疫情的防控均以重视，并采取多项措施阻止疫情蔓延，“离间法”是最常用的措施之一。

当疫情出现时，首先是采取“离间”的方式，将出现症状的人员隔离开，即今天所说的“隔离法”。一种是收容式隔离，在寺庙及空旷之所等专门开设“疠人坊”，收治传染病患者。另一种是强制性隔离，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区封锁各进出的道路、关隘，并派兵丁镇守。据《汉书·平帝纪》记载，汉代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政府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这种做法是中国设立传染病医院和实行医学隔离之始，历代沿袭。明清时，当北京出现疫情时，也多采取此法。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也是传播速度很快的瘟疫。据《北京卫生史话》载：明天启七年（1627年）及崇祯七年（1634年），因天花流行，在京城郊外设有“避痘所”，对染病者予以隔离。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丁亥时，北京甚疫，患者就近而离间，于寺院、于空室，不与人近，以避染之。”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北京发生天花，“凡理旗人疙瘩及内城民人痘者”下政令迁移避痘。当时连宫里也出现疫情，孝庄文皇后急忙令人将三个染病的小太监送出宫门，安置到西郊的一座寺庙中隔离，“百日之内不得入宫，日观其恙，三日一报。”

清末五城兵马司曾规定，对因染瘟疫而死亡者，不得在家中大办丧事，“即亡即葬，不存一日”，也就是死亡后立即掩埋，不得超过一天，以免病毒扩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间前门外观音寺街一富商因霍乱（烈性肠道传染病）而死，遂在家中大办丧事。南城兵马司得知后迅速赶到，将参与丧事的所有人员收容到一座寺院里，隔离十日，以避“邪瘟瘴疠”。

清朝政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即对出入境人员进行严格管理，检查有无病症出现，由此切断境外病毒的传入。

1911年1月，京师出现了一例鼠疫患者。为保障京师安全，清政府在永定门外设立了传染病室及隔离病室。不久又成立了专为防疫而设的顺天府检疫局，责成专人开展疫情防控，由此使疫情得到及时控制。

及时开展区域防控并进行赈灾活动

在北京的历史上，一旦出现疫情，除了立即处置发病人员，还对出现疫情的区域进行防控。

历史上京城街巷中多水井，为防止瘟疫对水源的污染，一旦出现疫情，特别是鼠疫，五城兵马司的主要任务便令“井窝子”（即卖水的水铺）对水井加置封盖，以防止老鼠及“病瘤（病毒）”掉入，污染水源。同时疏浚沟渠，及时排泄城中污水。

对出现疫情的家庭由专人进行“消杀肃毒”，即用石灰消毒。古人认为石灰不仅能够减缓疫情的蔓延，还能够避邪镇煞。其方式是用石灰在出现疫情的家庭画上一个大圈圈，任何人不得进入。同时还要把石灰撒到室内室外，“五日一撒，十五日不居”。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出现鼠疫，五城兵马司随即对出现疫情的多个四合院施撒石灰，并用石灰在胡同内画出“警戒线”，任何人不得靠近。

此外，对出现疫情的胡同还采取除垢、蒸晾、焚烧等方式消除病毒。除垢即对整条胡同进行清扫，消除污垢，然后在犄角旮旯处撒上石灰。蒸晾即将衣被放在锅里蒸煮，然后晾晒，以达到消毒的目的。焚烧即对感染病疫人的衣物进行焚烧后深埋，以消除病源。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些方式对疫情的防控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疫情防控的同时，历代还进行多种赈济活动。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疬”，世宗亲自撰写方书，制成《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令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北京发生暑（鼠）疫，神宗遂诏令礼部：“以京城疫气盛行，命选太医院精医分拨五城地方，诊视给药，仍每家给与银六分钱十文，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仍令五城御史给散，不许兵、番人等作弊及无病平人混冒重。”

清康熙十八年，北京出现瘟疫，康熙帝即命官员到疫区发放银两，以便安葬逝者，避免腐尸传播疾病，还令大兴、宛平二县设置粥厂，救济疫民。

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初，京城发生疫情，同治皇帝随即传旨赈济疫民。据《清穆宗实录》载：“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情形殊堪悯恻，除御药房药丸照旧支领外，著由广储司（清朝内务府所属七司之一，掌皇宫库藏出纳）发给实银二千五百两，分交五城支领，选择良方，修和药剂，于五城内外坊地面，分段设局施放，广为救治……各该城御史仍不时前往认真稽查，不准假手胥吏，偷减药料，以致有名无实。”

京城名医施善救治患者

每当有疫情发生时，京城的医者多自发行动起来，施善“降疾”，义务行医。

明永乐六年（1408年），南方暴发大瘟疫，并向北方各省蔓延，侵入京城。“鹤年堂”老掌柜丁鹤年结合祖传验方和当时疫情，研制出“避瘟金汤”，无偿赠送灾民。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京城名医王圣一接手“鹤年堂”药铺，仍延续“鹤年堂”送药汤于“军民贫病者”之传统。时年宛平、大兴二县出现疫情，王圣一便联络京城多家药铺掌门人对源于唐朝宫廷的食疗方“秋梨膏”进行了兼收并蓄的调整，以北方润性最佳、药用价值更高的赵县雪花梨取代原方中的秋梨，由此更具生津止渴、润燥清肺、降温治疫的作用，并将其置于药铺门前大药缸旁，与“避瘟金汤”一起，供路人随意取用，持续达数月。此后“鹤年堂”送药汤于“军民贫病者”之善举，历经明、清、民国，一直传承到20世纪50年代，达540多年之久。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春夏间京师突发疫情，患者众多，京城名医余霖以大剂石膏治之而多愈，效其法者亦救治众多患者。正阳门外有多人感染了重疫，“周身斑疹紫黑”，病情很是危急。余霖闻之施以药剂，几日后疫病遂愈。余霖所创“清瘟败毒饮”，被广为推崇，还被编为《方歌》：“清瘟败毒地连芩，丹石栀甘竹叶寻，犀角玄翘知芍桔，温邪泻毒亦滋阴。”而今“清瘟败毒饮”已成中药方剂，仍为医家所用。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北京瘟疫流行，医界多守伤寒论治法，收效甚微。名医吴瑭在汪廷珍等友人力促下，出而诊治患者。他另辟蹊径，以独特的疗法治愈数十人。此后吴瑭提出清络、清营、育阳之治疗温病法则，创制了银翘散、桑菊饮、清营汤、清宫汤及加减复脉汤等诸方。道光元年（1821年），北京流行疫病，年过六旬的吴瑭在京城设施药站，“制苦温芳香、扶阳祛秽之剂霹雳散以救之，大获奇效”。半月有余，宛平、大兴、良乡诸县慕名求医者百余，吴瑭广施药剂，分文不取，被誉为“华佗传世”。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直隶大兴、宛平、涿州、良乡、昌平受灾后瘟疫流行，患者无计。正在直隶省广平府威县（今属河北省邢台市）任知县的名医陈念祖除在本县施药救治外，还精选一百零八种药方，编为《时方歇括》，广布于世，并令人持药方至京城，救济疫民。几日后应宛平知县之邀，陈念祖至京城行医施药半月余，被其救治者过百，均得康复。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京出现疫情，“一人之死，同街数人有染”，闹得人心惶惶。回族名医丁德恩拟出预防瘟疫之方，以普通价廉的药材广施四邻，颇有疗效。几日之后，便有四九城之患者上门讨要医方，丁氏无偿以自制药剂馈之。由于丁德恩医术高超，乐善好施，时人尊称其为“丁三巴”（“巴”即“爷”之意）。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洪涝灾害后，京城发生霍乱，次年又出现白喉、猩红热等疫情。京城名医赵文魁日夜应诊，出入病患之所，每天达十余家，不幸身染疫疾，但仍继续救治患者，几日之后去世，终年61岁。被救治者闻之，无不心痛落泪，纷纷前来吊唁，并送匾额，上书“京师华佗”“燕京神医”。

主讲人介绍：

户力平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多年业余从事北京文史研究，特别是北京地名、风物、民俗及古村落研究，并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劳动午报》等报刊发稿千余篇。已出版《光阴里的老北京》《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京西海淀说故》《香山传说》等。

□主讲：户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