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三孩”政策落地后，孩子出生后的看管照料问题成了摆在育龄人员面前的最大阻碍。在今年的北京市两会上，婴幼儿的托育问题成为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代表与委员纷纷为解决生育孩子“无处可托”“不放心”等问题建言献策。

【现状】

北京千人口0.91个托位缺口仍较大

2021年4月，根据相关部门对全市托育机构的摸底调查结果，本市实际运营的各类托育机构351家，托位数19972个。按照国家“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关于千人口4.5个托位的要求，以北京市人口总规模2300万计算，“十四五”末，本市需提供托位10.35万个。而根据目前情况测算，千人口0.91个托位，距离“十四五”目标要求缺口较大。

据2019年的托育调研表明，育儿家庭最希望的托育机构性质是全日制、公立和幼儿园托班。但公立托儿所由于历史原因，绝大部分已经取消或转为幼儿园等。截至目前，本市托育机构中，95%以上为民办营利性机构。此外，全市经市教委批准的幼儿园托班试点有28所39个托班，共780个托位。

去年11月4日，按照市政府专题会议要求，由市教委负责，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幼儿提供托育服务，卫生健康委负责大力发展托育服务，努力满足6个月至2岁幼儿以及2至3岁未能进入幼儿园的幼儿的需求。但目前对于幼儿园招收多少比例2至3岁幼儿尚不明确。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经市教委批准的幼儿园托班试点仅780个托位。

费用高是造成托育难的一大原因

目前北京与大多数省市一样，存在着按国家指标要求，托位总量不足，但是现有托位存量又相对过剩的情况。根据2021年4月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对全市托育机构的摸底调查结果，本市实际运营的各类托育机构共有托位19972个，实际在托婴幼儿只有8161名。

根据调查显示，托位相对数量过剩，这与长期以来3岁以下托育由家庭自行解决，家庭对送婴幼儿入托的理念和需求尚未普遍形成有关。群众对托育的认知和接受度，需要一定时间的宣传动员和培养。

北京市人大代表、民盟北京市朝阳区委员会专职副主委陈巴黎认为，存在这样的矛盾，也与托育费用太高息息相关。2020年11月，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开展的托育服务供给状况调查显示，本市纯商业全日托机构每月平均收费（含餐费）7039元，其中每月收费3000元以下的占7.5%，每月收费7000元以上占比42.5%。托育机构成本主要集中在场地租金和人力成本，占机构总成本的80.9%。

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同样表示，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一个育儿家庭，也会对未婚年轻人结婚和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托育机构的费用同样不低。“我在调研中发现托育机构主要设在写字楼或者是商场里，这样的地方租金都很贵，机构的运营成本高，也间接导致了托育费用特别高。”胡澎表示，这样高的托育费用，对于一般工薪家庭而言很难承受。

【建议】

将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畴

市人大代表、东城区光明幼儿园党支部书记申玉荣从事幼教已经38年，是幼教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看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这一表述，她表示赞同。为了推进二胎、三胎政策落地，“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和“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非常有必要。

针对托育费用高的问题，陈巴黎建议，政府部门应继续坚持公益、普惠发展的基本方向，将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畴，纳入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与建设，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同时，通过土地优先保障、税费减免、专项补助、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鼓励引导社会多方参与，支持各类普惠性托育机构的建设发展，建立多主体、灵活多元、开放多样的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体系。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除了2019年国办关于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及探索多种模式普惠托育服务外，“十四五”时期推进千人口4.5个托位的目标任务，缺乏托育专项规划支持，落地困难。记者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为落实三孩政策，北京将探索推进普惠托育服务，正与财政申请新增支持经费，用于2022年小规模探索开展普惠托育服务试点。

探索多形式托育服务

“我是60后，我从出生几个月起，就被送到母亲所在单位的托儿所，一直在那里长大。”申玉荣呼吁，为了推进二胎、三胎政策落地，除了幼儿园，有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也应该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到“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中，积极参与办园，为单位员工解决后顾之忧。无论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还是“招收2至3岁幼儿”，都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陈巴黎建议，也可推广短时的托育服务，并出台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避免发生纠纷。此外，她建议因地制宜分层级设置托育机构。首先要大力发展社区托育，因为社区托育符合大多数群众需求，就在家门口，普惠便利，社区免费提供场地，收费低，更亲民；其次，发展中高端托育，满足一部分家长对高品质、高收费教育的需求。

胡澎建议尽快出台《北京市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她介绍，家庭托育点就是个人、家庭或机构在居民住宅中以收费的形式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照顾服务，其特点是嵌入社区，方便家长接送，面积不大，投入成本低，服务灵活，收费合理，“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差不多就可以设置家庭托育点。可以设置月托、日托、时托、夜托等不同的托育方式，像家长临时有急事，出差或孩子生病无法请假照看时，也提供临时托育服务。”

“办法中要明确家庭托育点的登记管理、人员资质、服务规范、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她表示。同时以市场化方式，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途径，鼓励民间设立家庭托育点。“可以对街道、社区办公用房、养老驿站等社区公共区域进行改造。”同时，还可以在财政上进行补贴，对已有或新成立的家庭托育点应给予一次性开园补贴，对家庭托育点的租房费用进行一定的补贴。

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进行“托育一体化”

作为学龄前儿童的“主阵地”，幼儿园该如何发挥其在婴幼儿托育中的作用？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总园长朱敏建议，根据北京各区的人口出生率，及时调配空闲幼儿园资源转移托育，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进行“托育一体化”探索与发展。

“幼儿园进行‘托育一体化’有自己的优势。”朱敏告诉记者，托育机构所需的场地和人都可以与幼儿园现有资源实现共享，“比如一定的户外活动场地、保健室、配餐室等硬件设施，还有保育员、保洁、保安等。”同时，朱敏表示，调研中发现，部分幼儿园学位出现空余，这也让幼儿园参与托育有了更多可能。

“对于幼儿园来讲，最大的挑战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托育和幼儿园属于不同的部门分管，涉及协同管理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强化部门联合。”朱敏表示，托育本身是综合性的服务，一定要各个部门联动，包括地区联动、属地联动。

此外，朱敏还建议可针对中大型人口密集社区进行科学调研和规划，分步骤优先保障托育服务供给；进一步扩大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的数量，发挥示范性服务机构的示范作用等。

申玉荣表示，幼儿园要招收2至3岁幼儿，硬件都得“跟上趟”。“在教室的环境布置和教具选择上也有差异，比如，2岁孩子玩的玩具，色彩要简单、鲜艳，材质柔软，安全卫生，操作还不能特别复杂，必须符合低龄孩子的认知能力。”申玉荣说。

托育人才培养供给要到位

在托育人才培养方面，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工作对幼儿园园长、保育人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2021年12月2日人社部发布的托育服务行业的保育师和婴幼儿发展引导员的职业技能标准，如果幼儿园要进行“托育一体化”探索，则必须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鉴于托育人才紧缺的现实，朱敏建议，“抓源头和关键点”，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中高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尽快建立托育相关专业，从源头储备和培养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从职前、中、后全链条人才培育的角度考虑，建立培训考核机制。

“在托育人才的培养上，一定要往前看。现在‘三孩’政策出台，对托育人才的需求是很大的。如果有关部门能跟高职院校、师范院校联合人才培养，按照新发布的保育员、引导员的标准去培养，就可以做到真正的‘需求’与‘供给’的吻合。”朱敏说。

陈巴黎也同样提出，针对目前托育人才资质不完善，要注重对托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在职高、大专等教育机构中增设托育师培养方向；同时，还可以对有育儿经验的中年女性进行培训，使之成为合格的托育人才。

□本报记者 周美玉 余翠平/文 陈艺 彭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