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帖学，一个是碑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帖学属于正统，而碑学在民间。书法发展到当代，碑学再一次从沉厚的历史中被重新发掘出来，在继清代余续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

正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是一个有品质、重学术、讲格局、规模壮观、气势恢宏的研究展。刻石原拓的展出，超出了一般意义普及性的书法概念，延伸了书法艺术的精神高度，给新时代书法艺术创新注入了极大能量。

这次展览中有大约80多件（套）碑帖展品是由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提供的，涉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近60多种。

展品精选了捶拓精良、字口清晰的石刻拓本，较晚出土的碑刻也选择了接近初拓的版本，以尽量反映出石刻书法真实的风貌。比如赵世骏旧藏的北魏《刁遵墓志》初拓本、北魏《高贞碑》嘉道间拓本等等。其中有一件魏《正始石经》拓本，两轴一套，是《善本碑帖录》中记录的三套“最大块《正始石经》残石拓本”最完整初拓本之一，有徐光宇钤印和马衡的大段题跋，非常珍贵。据了解，展品中还汇集了少量来自民间的碑帖展品，比如著名的《好大王碑》整纸拓本，拓本有5米多高，展开后效果十分震撼。另外，展品中有几件是在清朝之前就很有名气的碑刻，比如北魏时期的《张猛龙碑》明拓本、南朝的《瘗鹤铭》清初拓本以及三国时的《天发神谶碑》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稀版本。这次展览的品种规模之大、版本水平之精在北方地区并不常见。

《瘗鹤铭》

《瘗鹤铭》刊刻于南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原刻于镇江市焦山西麓崖壁上，摩崖刻石，署名为“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后因山崩，石堕入江中，现存残石五块，存88字，属于楷书作品，现陈列于江苏省镇江焦山碑林中。此铭字体浑穆高古，用笔奇峭飞逸。虽是楷书，却还略带隶书和行书意趣。铭文刻字大小悬殊，结字错落疏宕，笔画雄健飞舞，且方圆并用，无论笔画或结字，章法都富于变化，形成萧疏淡远、沉毅华美之韵致。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瘗鹤铭》《石门铭》《天柱山铭》《铁山石颂》等石刻书法艺术，先是通过书写，之后经过刻工雕刻，再历经千年自然日晒雨淋的风化，又经过后来不断地敲打和拓印，其微妙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很多。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书法艺术，往往是经过无数次改变之后人工与自然的美妙融合，它不是我们今天拿着笔就能达到的审美程度。由于时间和空间，人的火气、笔的火气、墨的火气，所有的火气全都褪去，在年代感、色彩感甚至神秘感的映衬下，到今天我们再看的时候，它就显得很神秘了。

《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刊刻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该碑无撰书人姓名，属于楷书作品，现藏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其风格险绝又浑穆雍容；既奇趣灵动，又古朴典雅。通于齐整中求庄和，庄和中求变化，自然流畅，逸气横生。该碑是北魏碑刻中最享盛誉的作品，为精严雅正书风的代表。

碑刻的点画是凿刻的，加上岁月的洗礼和风化的作用，中实饱满，刚健沉雄、朴茂凝重；帖是以毛笔和纸张书写的，强调起止，点画中截跳跃腾挪，一掠而过，灵动妩媚、酣畅遒劲。碑的字体多处于字体间的演化过渡阶段，不甚成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体势生动活泼、散漫多姿，正如张宗祥《书学源流论》中所说：“结体奇肆而神态静默。”

《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谶碑》刊刻于三国东吴天玺元年（276年），又名《天玺纪功碑》，该碑在宋以前已断为三石，故又名《三断碑》。碑文传为皇象书，又传为苏建所书，但因残缺无从考证。此碑书法非隶非篆，篆书的笔意重一些。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转折方圆并用，结体上紧下松，字形修长，形象奇异瑰伟。拓本22开、前后题跋共三开，半开高37.5厘米、宽25厘米。

拓本前后分别有邵福瀛、陈宝琛、葛成修等多段观款题跋。拓本上段“敷垂”二字损半，宋元祐间刻跋中“二十六日”之“六”字上点与横损连。此本当在石毁前不久，为清乾隆、嘉庆间所拓。但此本为宣纸淡墨精拓，风神明达；又因此碑拓本存世量小，故尚属难得。

结语

在书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丰富而驳杂的时期，其中隶意将尽而未尽，楷法将成而未成，介乎成熟的汉隶与成熟的唐楷之间的“不成熟”时期。而正是这种“不成熟”，却不受某一种定式的限制，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与丰富性，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范式，在取法创作时提供了变化出新的较大可能性。如何把历史遗存的、静止的石刻书法转化为当代展览中的书法创作，如何把刀刻斧凿变化成笔情墨趣，如何把渊深的古典意味平添时代的表现力，赋予新的生命力，对当代书法家是一种考量，不同的书法家在技法语言与形式表现上有着不同的选择，使得这个展览表现出探索性与创造性，作品更加动人与丰富多彩。

□娄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