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雾灵山脚下、安达木河畔的密云区新城子镇曹家路村。记得上小学时，就对语言和文字爱的如痴如醉。家中来了客人，我总喜欢用成语同客人对话，常常被误认为“有病”。因为这事，没少挨父母数落。

读初中时，父亲给我带回一本作文书——《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恢复高考第一年作文考试的优秀作品。这本书，深深的吸引了我。每天晚上做完作业，就躺在被窝里翻看，一篇一篇的欣赏，也不知看了多少遍，把书都翻烂了。

读高中时，对阿拉伯数字、对化学分子、对物理方程式等一看就厌倦，唯独对语文情有独钟。

1982年，我来到大山深处的半城子供销社，成为一名售货员。晚上，看电视，只有一个河北台，加之又不爱打扑克、下棋，无所事事。有一天，突发奇想，从办公室抱来一摞报纸，回到宿舍，一篇一篇的看，一篇一篇的读，看到自认为好的文章，就抄写下来。有时读着、抄写着，不知不觉竟是深夜。后来，这一爱好，就成了每天晚上的“必修课”。每当此时，心灵就得到进一步净化，愉悦的心情实在无法用语言描述。几年下来，竟积累了十万余字的“剪报册”。一些自认为好的作品，我全部背诵下来。

领导发现我如此痴迷文字，就将单位实在挠头、无人愿干的公文性材料交给我撰写。从此，我承包了单位所有的总结、报告、请示、论文、发言稿等公文写作任务，从中寻求写作的快乐。

当时，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有一份报纸——《北京供销经济报》。我开始试着写了一篇消息——《为乡镇企业供原料销产品》，投给了报社。没过一个星期，这篇只有几十字的小稿就变成了铅印字。那一天晚上，我激动得一夜没睡觉，拿着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从此，写作的乐趣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这份报纸为周刊。到每周四，我就急不可耐的等着邮递员的到来。拿到报纸后，如果刊登了我的稿件，就激动得不得了。骑上自行车，到为数不多的乡政府、卫生院、学校等机关单位，让熟人欣赏，以分享我的快乐，很多次被认为“这个人不可理喻”。有一次，一篇不足500字的散文《山里的留恋》在报上发表了，我竟不敢相信是自己写的。看着、看着，才想起来，那天晚上，突发灵感，趴在被窝里写出来的。

写的多了，思路也就宽了，稿件的命中率也逐渐提高。《密云农村啤酒需求发生变化》《扶持养鸡生产、扩大鲜蛋收购》《胶皮底布鞋在山区走俏》等带有农村供销社特色的稿件相继见诸报端。几年下来，在报纸上刊登了150余篇，投稿的渠道也不断拓宽。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密云文艺》、《密云工人》杂志创刊，我试着给他们分别投了一篇小说和散文。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两篇作品相继变成了铅印字，更加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当时，我住在河南寨供销社家属宿舍里，房子四面透风，房间内只能放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女儿不满三岁，爱人又经常上夜班。虽然条件艰苦，但写作的热情丝毫未减。晚上，灵感一来，我就把女儿安顿睡觉，开始伏案写作。先后撰写了《老局长》《电饭锅》《慰问》等多篇作品。起早贪晚是常有的事儿。

文学创作使我着了魔，吃饭、走路也常常构思人物形象、写作思路。创作散文《游清凉谷》时，在吃饭中想起了一段佳句，马上放下饭碗，趴在写字台上写出来，唯恐错过这段灵感。晚上，每当从喜欢看电视连续剧的爱人手里争抢不到遥控器时，我就沏一杯酽茶，与清灯为伴，写生活的甜酸苦辣、人世的沧海桑田，享受着文学创作给我带来的无穷乐趣。当一篇篇作品在笔下形成，我感到由衷的欣慰，但知识的匮乏、文笔的拙劣，又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内心深处的紧迫感也就愈加强烈。

屈指算来，从发表第一篇“火柴盒”开始，到如今已整整三十二年了。尤其是《渔阳文艺》《密云报》的创刊，更是给我提供了发表作品的舞台。据统计，三十二年时间，在市县级报刊发表新闻作品50多万字、文学作品20余万字。

说爱好也罢、兴趣也罢，总之文学写作将我的心血、情怀、渴望和追求融为一体。虽然饱含着生活的艰辛、人生的失意，但爱我所爱，无怨无悔。这或许就是“码字”的快乐吧！

□王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