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工厂当过工人，在企业和机关做过宣传干部,退休前长期在《工人日报》当编辑记者，曾任文艺部副主任 、工会新闻部主任、《工会信息》杂志主编；还曾担任中国职工文学艺术基金会办公室主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秘书长,在《工人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和作品近百万字；他历时五年编著的《中国劳模史：1932—1979》（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第1版）一书，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劳模自1932年至1979年的历史。他被劳模兢兢业业的奉献和勇立潮头担当精神所感动，他一腔热情，倾情书写，为劳模立传，他就是姚荣启。

编写劳模史时尽量采用第一手资料

“我很庆幸，生活在了一个好时代，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在退休后，还能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写点儿自己喜欢的文字，觉得很充实，也很快乐。”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劳模史：1932-1979》的作者姚荣启老先生。出生于1944年的姚荣启，是湖北武汉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长期在《工人日报》当编辑记者。初次见面，他的气色看起来很好，红扑扑的脸上透着朴实的神情。眼睛不大，却闪着坚定而睿智的光芒。他看起来平和、淡然，谈到他历时5年所写的《中国劳模史：1932-1979》（以下简称《中国劳模史》），话匣子很自然就打开了……

退休后，一次偶然的契机，姚荣启决定对中国劳动模范的历史做点专题研究，对于中国劳模，姚荣启本来就充满着亲切和感情，他曾在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工人，又在工人日报社当编辑记者20多年，对劳模的相关情况也很熟悉。在采访报道中，他先后接触过一大批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也曾深深地被他们那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经过一段时间查阅资料和思考，我自己提了三条写作原则，第一条，就是要收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话写起来可信度比较高。第二条，要通过各个历史节点，来把整个劳模历史系统地梳理一下。第三个是写历史要写人物，一定要把我们劳模崇高的品质与高超的智慧写出来，把他们的模范事迹写出来，还要把这三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姚荣启说。

在写作期间，根据重要的历史节点，姚荣启先后到江西的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陕西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山西的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去查阅资料，之后又到江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借阅资料，还先后到上海市总工会、沈阳市总工会参观他们举办的劳模展览，还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档案室、陕西省总工会档案室、山西省总工会档案室查找有关档案和资料。

“在查找资料时，最困难的还是中央苏区那一段资料，因为长征之前的资料确实很难找了，只能从解放后亲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的一些回忆录中查找，包括我们当时很多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的回忆录中，来找这方面资料。”经过多方努力，姚荣启查到了中央苏区工会创办的《苏区工人》，虽然保存的不全，但是里面记录了苏区最早开展劳动竞赛的情况，已经非常宝贵。另一个就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创办的《红色中华》，《红色中华》从内容上报道战事比较多，但是报道中也有不少关于生产和革命竞赛方面的内容。“同时我也看了一些包括国内和江西省的党史专家们研究的一些材料，有的有原版，有的是复印的，都非常珍贵，这些都为我编写《中国劳模史》提供了一手的参考资料。”姚荣启说。

中国第一代劳模诞生于江西瑞金

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料后，姚荣启开始着手《中国劳模史》的撰写，在他的笔下，中国劳模史的面纱被缓缓揭开……

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在江西瑞金建立红色政权，为了巩固根据地，中央政权开始开展生产运动，而被人们誉为时代精神、民族脊梁、社会中坚的中国劳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登上了历史舞台——在1933年的春耕生产运动中，瑞金武阳区……家与家比，屋（小村）与屋比，村与村比，乡与乡比。比什么？比耕耘，比肥料，比杂粮蔬菜种植……比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为了总结和推广经验，决定在武阳召开春耕生产运动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了武阳劳模表彰大会，向模范单位赠送锦旗，并在大会做重要讲话。而广大妇女们，她们走出家门，也同男人们一样耙地犁田，开展劳动。苏维埃政府为了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于1934年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给苏区妇女发的奖品中，竹笠上印着‘劳动模范妇女’这几个字，这是中国首次使用‘劳动模范’来称呼生产建设中成绩卓越的劳动者。”姚荣启从宝贵的历史资料中，挖掘到了“劳动模范”的第一次历史纪录。

1934年6月26日的《红色中华》刊载的《我们是苏维埃的主人，我们是为自己劳动》一文中写道：“这里我们有好多模范的工友，他们不断地研究生产技术的发明。现在他们已经发明了两件军用品，试验的结果非常好，并且还可以节省大批的材料，兹将这几位光荣的发明家写上我们的红匾：赖祥瑞同志，罗吉昌同志……” 姚荣启说，赖祥瑞、罗吉昌们就是中国工人中的第一代劳模。

中央苏区开展的革命竞赛，虽然时间不长，仅有3年左右，随着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革命竞赛这种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但通过竞赛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模范单位、树立劳动榜样、推动经济发展，这种创造性的办法却影响深远。对此，姚荣启有着很高的评价，“这是中国共产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群众运动中发展总结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劳动运动思想的成果，这个成果虽然不够成熟，但却揭开了中国劳模运动的序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是红色政权建立后如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人民政权进行了成功实践。”

优秀劳模大量涌现，劳模评选逐步制度化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封锁，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根据地遇到了严重困难，在这样极端困难下，开展大生产运动是边区军民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为了鼓励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政府令公布了奖励劳模的条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地方人民政权后，以政府名义出台的奖励劳动模范的第一个条例。

此后，大生产运动在晋冀鲁豫、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展开，各级政府、工会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并给予了劳动者相应的精神和物质奖励，赵占魁就是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边区工人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1939年至1941年间的每次劳动竞赛中都获得“甲等劳动英雄”奖章，成为边区工人的模范。在赵占魁的影响下，其他革命根据地涌现出了“炮弹大王”甄荣典、张秋凤等大批劳动英雄。

“首次劳模表彰大会也是在延安召开，近3万名群众来参加表彰大会，185位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向会场进发，沿途受到两旁群众的热烈欢迎。劳模们脸上挂着自豪、幸福的笑容，那种场景，哪怕隔着80多年的岁月，也能想象得到那种热烈与光荣。”姚荣启说。

1950年，在北京，新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模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模范代表共有464人，其中来自工业战线的208人，来自农业战线的198人，来自部队的有58人，在这次会上，在抗日战争期间大生产运动中闻名晋冀鲁豫边区的“炮弹大王”甄荣典激动地说：“我参加了几次劳模大会，真是一年的胜利比一年大，凡是劳动好的都会受到重视，今后我将更加努力，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东北地区劳模赵桂兰说:“这次的劳模大会啊，是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的大团结的盛会，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一定要虚心学习各地先进劳模的生产经验，把这些宝贵经验带回去！”

“劳模表彰大会是连接各个阶段劳模运动、劳模评选与表彰工作的关键节点，是劳模运动与社会现实交流互动的成果展示。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再到新中国建设时期，乃至后来，劳模表彰大会从质朴到隆重，从简单到规范，规模日益扩大，程序逐步完善，展现了各个时期劳动模范的不同风貌与国家对劳模工作的日益重视。”姚荣启感慨地说。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在致辞中称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此外，“劳动模范”这个称谓在这次劳模大会上得以正式确立，并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要求“要把评选劳模形成固定的制度”，劳动模范的评选从此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推动了新中国劳模运动的蓬勃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197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授予1213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79年，全国劳模大会在北京召开，340人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著名劳模、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说：“我年岁虽大，干劲不能减。”全国劳动模范、大连工学院副院长兼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令希激动地说：“我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今天能和工人、农民一样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我感到特别幸福，我要更加努力，投身国家建设中去……”各类劳模代表载着荣誉，肩负使命，返回各自工作岗位，为祖国的建设继续贡献着各自的力量……

对话姚荣启

一部劳模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的创业史

劳动午报：姚老师，您觉得女性劳模群体在中国劳模史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怎样评价她们对国家的贡献？

姚荣启：从中国劳模在瑞金中央苏区诞生起，妇女劳模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从某些方面来看，在革命战争年代，比起男同志，评选妇女劳模的作用会更大。因为在中央苏区那个战争年代，青壮年中的男同志绝大部分参加了红军，农活大多由妇女担负。为了调动妇女的劳动积极性，中华苏维埃政府倡导革命竞赛、生产竞赛，在妇女劳动模范们的带领下，广大妇女也同男人一样耕地犁田，下水田干活，挑起了干农活的重担。

据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的李坚真回忆，当时中央局妇女部提出了“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前线，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的口号，来鼓励妇女积极参加生产。苏维埃政府为了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于1934年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福建、湘赣省、粤赣省的妇女代表都到瑞金来参加表彰会。代表中的部分犁耙田能手还到瑞金武阳区进行了劳动示范表演，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现场会，并即席发表讲话，鼓励妇女参加劳动。

1943年“三八妇女节”，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同志召集在南泥湾驻地的全体抗日军人家属及妇女工作同志开会，鼓励妇女同志积极参加生产，与男同志合力劳动，建立革命的家务，同时表彰了积极参加劳动的妇女家属和妇女干部。同年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一届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郭凤莲、李凤莲、陈敏三人获甲等劳动英雄光荣称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0年到2000年召开的十二次全国规模的劳模表彰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共命名表彰全国劳模两万多人次，在他们之中共有女性2442名，占劳模总数的16.96%。而在2010年表彰全国劳模和先进生产者大会上，女性劳模为591名，占比达到19.5%。事实上，每一次劳模会上都有很多妇女模范的典型，在接下来的劳模史写作中，我也会更加关注妇女劳模的地位和作用。

劳动午报：中国劳模发展史离不开党的领导，更离不开党史挖掘，劳模史和党史的重要关联是怎样的？

姚荣启：从瑞金到延安，从解放区到新中国，一部劳模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的创业史，就是一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史和发展史。一部劳模史可以从一个侧面记录广大劳动者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劳动史、奋斗史。

《中国劳模史：1932-1979》既能帮助我们在宏观上把握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史转折及其相互关联，又在微观上详细展现了我们党是如何带领人民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我作为一个工会工作的宣传者，对劳模有着深厚的情感，我敬重劳模、尊崇劳模、热爱劳模，并将继续努力去做好劳模的宣传工作。遵照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1月24日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讲好劳模故事、讲好劳动故事、讲好工匠故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引导广大职工以劳模为榜样，弘扬劳模精神，矢志不渝地跟党走。

劳动午报：怎样认识《中国劳模史：1932-1979》的意义？您接下来还有怎样的劳模书写计划？

姚荣启：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宣传和弘扬劳模精神，劳动模范运动从起初的应对经济困境的一种脱危解困手段，到如今成为当前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施政举措，经历了一个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历程。树立与阐述这一过程中制度建设的具体亮点，是《中国劳模史：1932-1979》一书的重要价值所在，我认为这就为中国工运事业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历史参照。

写劳动模范的历史，我特别想强调，必须要认识劳动的伟大意义。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劳动是源泉，人世间的一切成就、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只有劳动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而劳动和劳模是相辅相成的，劳动产生了劳模，劳模又推动了劳动不断进步，劳模精神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辛勤的劳动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这本书系统书写了近50年的劳动模范发展史，也积累了不少的劳模研究第一手资料，希望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接下来我准备书写改革开放到如今40多年的劳模史，正在搜集资料，希望能够展现在新时代下，劳模们的时代特质与精神，以及劳模奋勇创新的那些最动人的瞬间。劳模是我们时代的楷模，在他们的引领下，广大劳动群众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而我们的国家，也将在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变得更加强大、富饶、美丽!

□本报记者 余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