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走入法院至今，12载冬去春来，她因热爱而甘于坚守，秉持公心，收获民心；12载寒来暑往，她因责任而勇于担当，勤勉钻研，阔步向前。笃定的法槌声中，她公正裁判，解“法结”更解“心结”；她把天平放在心里，一手托着法律，一手托着真情。她就是全国优秀法官、顺义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朱建娜。在今年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上，最高法院对荣获“全国优秀法院”“全国优秀法官”和“全国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朱建娜荣获“全国优秀法官”称号。

做个零差错的好书记员

2008年，朱建娜入职顺义法院，成为时任民三庭副庭长涂长江的书记员。记录庭审、校对判决、送达文书……书记员承担着诸多繁琐的工作。她意识到这份表面看起来简单、实则不易的工作，恰恰是帮助她成为一名合格法官的必经之路，而且还直接影响着案件审判的质效。

校对文书时，朱建娜不追求速度，她习惯手握一支铅笔，每个短语一条斜杠，划满各种小记号；送达文书时，不催促当事人匆忙签字，她带着一本卷宗，等待之余标记卷宗页码，给当事人更多的时间看判决，同时解答他们的疑惑。

“小朱是一个‘零差错’的好书记员，那时我清楚地看到了她未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好法官的样子。”一向严厉的涂庭长，骄傲地称赞这个优秀徒弟。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从审判员到立案庭副庭长，“零差错”的习惯让朱建娜一步步走得踏实、笃定。

越对人民群众有感情越要保持冷静

“审理侵权案件的法官，离人们的痛苦是那么近。”朱建娜说，“你越对人民群众有感情，越要冷静，把自己的那份共情深深埋在心里。只有保持足够的冷静与克制，才能保证判决公正。”

“我就带孩子来补个牙，孩子怎么就没了呢？”痛失独子的母亲泣不成声。2015年10月，母亲带着三岁的儿子去某医院补牙，医生要求母亲在治疗室外等待。十几分钟内，孩子从嚎啕大哭到鸦雀无声，母亲最终等来的是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称患儿为心脏骤停，死亡原因不明。

进入诉讼程序后，案件的第一个难点落在了司法鉴定程序上。为精准判断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须得到尸检结果以确定医疗过错。然而，经历着丧子之痛的母亲无法接受尸检，激动地向朱建娜哭诉内心的悲痛、怨气、自责，以及与孩子之间的点滴回忆。待原告情绪稳定，朱建娜说：“我也是一位母亲，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非常懂您此时的心痛。如果您想讨回公道，我们必须先清楚孩子的死因，这依赖于尸检结果，时间拖得越长，对事实认定越不利。”听着朱建娜详细解释尸检程序，原告终于含泪提交了尸检申请书。

朱建娜积极与鉴定机构沟通，最终鉴定意见书认定男童符合气道异物（棉球）堵塞所致窒息死亡。被告医院认可并同意承担百分之百的赔偿责任。

但是，死亡赔偿金额成了第二个争议点，被告医院不接受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朱建娜和医院负责人反复协调：“医患纠纷的处理并不只是关乎您一家医院的利益，于社会而言，医院此次的态度代表着医疗行业对此类医疗事故的整体态度。仅仅三岁的患儿，未来的发展本具有无限可能，于家属而言，失去孩子是多么大的伤害。医院若能主动退一步，展示真正的医者仁心，从长远发展来看，才是最佳的选择。”

最后，在朱建娜的反复沟通下，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意见。收到赔偿款后，原告家属再次来到法院，向朱建娜赠送锦旗。朱建娜说，“当事人能够熬过那段艰难的日子特别不容易，那一刻，不仅是他们在感激你，我自己也特别感谢他们，给我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共鸣！”

懂得老百姓才能真正判好案子

“司法是法官一手托着法律，一手托着真情。只有既懂得法律，又懂得老百姓，才能真正判好案子。”朱建娜说。

这是一起父子二人起诉孩子舅舅的案件。一年，孩子外祖父的宅基地拆迁，当时生活在外地的原告一家并不知情，相关拆迁协议均由孩子舅舅一人签署，房产全部由舅舅获得。多年后，孩子母亲去世，原告父子俩回到顺义，却无法要回属于母亲的房产，无奈之下将舅舅告上法庭。

此案权利义务关系看似比较清晰，根据拆迁协议、宅基地登记卡、购房发票等书面证据，房屋应当归被告舅舅所有。但朱建娜注意到了48份村民提交的支持原告诉求的联名请愿书，她意识到案件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

然而，宅基地拆迁已久，拆迁协议中仅有寥寥数语的原则性规定。为还原事实真相，朱建娜多次走访村委会、镇政府、开发商，但因时间久远，证据链残缺，调查工作毫无头绪。原告父子无数次到村委会和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胜诉更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一份执念，此案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更加激烈的矛盾。面对心急如焚的父子，朱建娜真诚地告知：“请放心，我比你们更希望纠纷能尽快解决。”

朱建娜逐页逐条查找拆迁档案，一字一句地研究拆迁协议，发现协议中的原则性条款实则内涵丰富：“根据原房面积、结合人口结构，本着分得开、住得下的原则……”她理性推断，当年的拆迁政策考虑了家庭人口情况，原告孩子母亲当时作为未成年子女，且作为房屋拆迁时唯一拥有本村户口的家庭成员，理应是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之一，而被告舅舅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证时已经是城镇户口，取得房产实质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看清深层次的实质利益分配规律后，朱建娜果断地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绝不仅仅是在为群众解决法律问题，而是更应当通过解决法律问题，尽全力解决困扰群众的社会问题。”公正的司法裁判不只是依赖证据的表象信息，作出法律框架内正确的法律适用，而是要关注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背后的实质生活问题，寻求更多元的方式帮助群众从根源上化解矛盾与纠纷。

好法官是在一个个案子中练出来的

“好的法官是在一个个案子中练出来的。”对朱建娜来说，大量的一审案件虽是工作压力，但也是启发诉源治理思路的宝贵资源。面对物业纠纷案件的增多，朱建娜发现，若仅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虽然可以化解个案纠纷，但往往难以触及根本。在积极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的同时，朱建娜将目光投向了更深层次的源头治理问题。

朱建娜带领团队钻研近20年间的物业案件，撰写了《顺义法院关于物业纠纷案件诉源治理的调研报告》，深入分析成诉原因并提出对策，从原计划的2000字，到4000字、8000字……再到最终版的4万字，内心最初的困惑，在一步步逻辑推理中、一点点素材积累后，逐渐明晰。

同时，朱建娜带领团队充分运用调研成果指导实践，并做好普法宣传工作，结合12368人工语音诉讼服务热线与“吹哨报到”机制，建立诉源治理司法需求响应服务机制，协同住建委、居委会、业委会等各方力量调解矛盾，力求从源头处化解纠纷。2020年上半年，顺义法院物业纠纷案件数字同比下降八成，除了疫情因素外，诉源治理工作功不可没。

□本报记者 闫长禄 通讯员 陈少丹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