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北京之冬，依然冷得彻骨。那时笔者一家住在建国门外二道街的一个大杂院里，就是今天的赛特购物中心后面那个地方，当时的二道街可没有现如今的广厦林立、高堂骈矗，只是黄土地上一片片连绵不断的低矮平房：破碎的砖头、苍白的太阳、结冰的污水、屋顶上的几蓬衰草，便是冬日的全部景象，到了晚上，一家三口畏缩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听为了防风而遮挡在窗口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啦啦作响，听火炉子的炉膛里偶尔一声迸溅如许的噼啪作响……不远处的北京火车站那庄严的《东方红》报时钟声和邻居们用榔头砸开大杂院里冻结的自来水管旋钮的叮叮哐哐，唤醒了我童年时代每一个瑟瑟发抖的寒晨。

无法想象，假如没有墙角那个黑不溜秋的、从炉门缝隙里烧出一圈红线的火炉子，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北京人，怎样才能熬过那样漫长的冬天。

“你们家有矿啊”曾经是寻常事

1849年冬天，跟随俄国东正教第十三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俄国外交家叶·科瓦列夫斯基到达昌平南口，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北京大平原的时候，突然对这里蕴藏丰富的煤矿资源起了艳羡之心。他在《中国旅行记》一书中说起“西山峡谷中的门头沟、王平谷和长裕谷”的煤矿时，嘴角几见垂涎：“这里煤层的厚度可达3英尺多，而砂岩、石灰岩和页岩的厚度却很薄，门头沟是最大的产煤地，那里的煤矿有4座之多。”

不知道“4座”这一数字，是哪个促狭鬼告诉叶·科瓦列夫斯基的，因为早在乾隆二十七年，官方统计京西的在采煤矿就已经达到273座之多，其中尤以门头沟为多，老年间管勘探煤矿叫“选窑”，其他地方选窑都要请“作头”（有经验的老窑工）根据浅煤层的走向来分析是福窑还是瞎窑，而门头沟选窑有的竟靠撒尿，从地上冲出“露头煤”（煤层太浅以至于露出了地面）来，可见其储藏之丰厚。

今天我们常拿那句“你们家有矿啊”揶揄不知节俭胡乱消费的人，而在明清的北京，“家里有矿”成了京西寻常之事，民窑遍地开花，更早一些的金代诗人赵秉文在《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中说大都“近山富黑瑿，百金不难谋”，正是形容煤矿给当地人带来的富裕生活，甚至连和珅这样仅靠贪污受贿就富可敌国的也来插上一脚，可见其收入之丰。咸丰年间的《同州府志》记载一事，乾隆五十年，乾隆皇帝到香山碧云寺上香，“见池水突竭，讶之”，一查，原来是碧云寺后面有人开了个煤窑引泉别流，乾隆非常生气，把窑主抓了起来，交刑部严审，这一审乖乖不得了，那窑主竟是和珅的家奴，刑部主审的刑部堂官有心将呈上御览的案宗做一些删减，避免牵连到和珅，但其中有一位正直的官员力争曰“涸池而动上怒，其事小，大臣与民争利，其事大”，在他的坚持下，刑部将案件如实上奏，乾隆得知事情的真相后，把和珅狠狠斥责了一番。

阜成门为何有了“煤门”之名？

尽管煤矿很多，但光绪庚子年前，北京内城并无煤厂，仅有一些煤铺。民俗学家常人春先生在《旧都百行》中考证，当时最大的煤铺有两家，即内城东四牌楼钱粮胡同的鸿顺煤铺和外城观音寺的大德生煤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运输难，其时能够把西山的煤运进城里的唯一办法就是驼运，所以煤铺都自养骆驼，清代北京竹枝词里咏此极多：“凿断山根煤块多，抛砖黑子手摩挲，柳条筐压高峰处，阔步摇铃摆骆驼”，“煤鬼颜如灶底锅，西山往来送煤多。细绳穿鼻铃悬颈，缓步拦街怕骆驼”。《北京风物志》中载余煌诗《运煤驼》，更是将此情此景演绎得栩栩如生：“肿背马行铃声长，或十或五联成行，背上捆载高于墙。驼能辨风色，驼能识泉脉，不用驼智用驼力。城中千烟复万烟，仗而西山运煤石。”一峰骆驼能驮两大口袋煤，重约四五百斤，它们运煤进城主要的通路是经田村、八里庄走阜成门，阜成门原名平则门，是直线距离门头沟最近的一座城门，故而得“煤门”之名，城门洞中假其谐音，刻有梅花一朵。

从来货运不畅，必然导致价高，康熙二十二年的《宛平县志》有“煤值与金等”之句，可想而知除非达官显贵，寻常百姓断断舍不得烧煤取暖，直到清末，一方面机械化采煤使煤炭的产量激增，另一方面随着火车、汽车的逐渐开通，方便了京西的煤运输进城，至此烧煤才逐渐成为了京城百姓首选的取暖方法。

有电视剧演民国初年的京城，有的家庭在烧炉子时用蜂窝煤，其实这是不懂历史犯下的错误。直到“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日寇侵入北平，才逐渐将原产自日本的蜂窝煤传入，而在新中国成立前，老北京们烧煤取暖，那绝对是煤球唱主角的。

煤球乃是将煤末子掺入一定比例的黄土摇制而成，这“摇煤球”可是个讲究手艺的活计，旧时从此业者以河北省宝坻、定兴的汉子为多，他们先把煤末子筛一遍，筛出没用的煤渣子，然后把纯煤末子摊成一圈打成堰，中间放上两三成黄土做黏合剂，浇上水，等煤洇透了，再用大铁锹像和面一样，把煤末子、黄土和水搅和均匀，接下来在院子里选一块儿平整地，先铺一层薄薄的煤末子，然后把前面和好的煤泥摊开，摊成一寸来厚的大煤饼，煤饼约有一寸来厚，搁在太阳底下晒得半干，再用垛子像切菜一样横竖剁成一寸见方的煤块，将它们铲入底下垫着花盆的大筛子里，利用花盆托力，两膀用尽摇动，直至摇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煤球为止。

老百姓管炉子叫“小胖小子”

老北京取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火炕，二为火炉。事实上在尹廷高的时代里，京城百姓猫冬主要靠的还是火炕。《光绪顺天府志》写“京师之室，瓦上无窗以透明者，如室南向，则于南北墙具做牖，牖去地仅二尺余，卧室土炕即作于牖下，牖与炕相去无咫尺”，这种土炕用土坯砌成，内有孔道，但没有烟囱，谓之“死炕”，在炕沿的中间处或一侧凹进去，做成一个“膛”，然后把一个用土或陶烧成的“锅腔子”放进去，这个锅腔子其实就是个土炉子，里面有煤，点着了火，热量便通过孔道散发，烘热了整个土炕，再往后，锅腔子就换成了煤炉子，只是因为这种土炕没有烟囱的缘故，稍不注意，煤气就能把屋里的人给熏死，所以甭管锅腔子还是煤炉子，都必须在院子里生好，没有蓝火苗了才能搬进屋里去，添煤时还得搬回到院子里来，一天之内，要几进几出才行，白天还好办，到了三更半夜，不管睡得多香，也要从被窝里爬出来，披着衣服把炉子搬到滴水成冰的户外添煤，且一夜数次，想来都苦不堪言。

不过尽管如此，老百姓们还是钟情于这种火炕，毕竟这是为他们驱寒取暖的无上宝物，《春明采风记》上说，时人因炉子“矮而肥”，甚至给它取了个“小胖小子”的外号，可见喜爱之情。

火炕为什么又叫“卢龙炕”？

清末民初，这种土炕有所改革，化“死”为“活”，在炕的四角打通了烟道，余烟最后从东西山墙处随烟囱排出，从避免煤气中毒的角度而言，大大提高了安全性，只是这种火炕砌起来不像“老款”那样简单，外行人砌起来不是炕不热，就是倒烟，而当时真正会砌这种炕的多为京东人，由于京东人属于燕北卢龙人，所以这种炕也叫“卢龙炕”。卢龙炕烟顺、火旺且不倒烟，有一天拆炕时，炕面子和土坯砖还可再用，省工省料，对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穷人而言，称得上性价比极高。

不过，卢龙炕再好，也是穷人的物什。清中期开始，北京内城的讲究人家就逐渐引入了床榻，室内取暖靠的主要是火盆儿，再往后逐渐又被铁炉子取代，铁炉子的材质有两种：铸铁的和铁皮的。老妈现在回忆起来总是说：“别看那个炉子个儿不大，热力能顶现在的地暖好几倍，点上以后，一整晚熥得脸蛋都红彤彤的。”

那年月，居家可以没有电冰箱，却不能没有火炉子，除了取暖之外，烧水煮饭全都要靠它。还有一点，对于没有薯片、没有虾条、没有海苔更没有蛋酥卷的童年特别珍贵，那就是它是一台“零食制作器”：烤花生、烤瓜子、烤馒头片，都是既解饿又解馋的上品，还有一样“美食”，恐怕年轻的读者已不能想象，那时家中偶尔炸一顿带鱼吃，吃完鱼肉，鱼骨头不能扔，在炉台子上烤了以后又香又脆，您别笑，就这几根烤鱼骨头，是能把整个大杂院里的小朋友们“香一个跟头”的美味佳肴。

时光荏苒，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北京的供暖方式也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从炉子到暖气到地暖，更迭之快，目不暇接。屋子里的融融暖意，总让市民们格外盼着下雪，说要不然简直感觉不到冬天的气氛……老年间煤铺的门口总是贴着这样一副楹联：“铸就英雄烘炉如火，功可造化大地回春。”世上有多少幸福，都是把白纸黑字的祈祷，实现得了无痕迹。

摘自《北京晚报》

作者：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