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在明代嘉靖、万历时候形成“夜郎”与“自大”相联系的说法，以至天启年间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形式呢？这与当时贵州社会的发展不无关联，其中涉及的原因或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流官的不断进入。明代贵州建省，开始了流官治黔的新时期。明之前，历代中央王朝也在贵州设立郡县，但主要依靠本土民族首领间接管理，中央派到贵州的流官甚少。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大视角看贵州十八题》一书对（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作了统计，结果为“汉至元1600多年，中央入黔的官员有案可查者，从楚庄蹻与汉唐蒙算起，仅仅110人。贵州建省后，明清两代五百数十年，中央入黔的官员大增，县以上的共达2137人”。书中认为，这些客籍流官入黔，带动了贵州本土人才的成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明正统四年（1439）到崇祯十年（1637）198年间，明代贵州中进士者130人，其中军籍子弟18人，官籍子弟33人。”如王世贞，其祖王倬于成化十四年（1478）考取进士，曾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显然，王世贞能用夜郎来描述和自嘲，一方面应该有其祖父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与曾做过贵州提学佥事的吴国伦交往甚厚，对贵州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其次是贵州人才的培养。据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的统计：“贵州以开闱乡试为界，此前的160多年间，只出了30名进士，546名举人。而此后到明末的107年中，就出了107名文武进士，1213名文武举人。举人进士的成倍增加，反映了贵州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民国学者杨恩元曾说贵州“人才极盛，实在明中叶以后”。随着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贵州文化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如谢肇淛为杨师孔《秀野堂集》作序言：“吾友杨君愿之，鹊起夜郎，才具横绝一世。”又曰：“夜郎自青莲、龙标过化之后，鸿蒙之气郁勃未宣，历千年而后，得愿之神秀所钟，固非偶然。”因此，夜郎是明代学者借用《史记》的记载对贵州的描述，本无贬义。

再次是播州之战的影响。播州之战被列为万历三大征之一，首辅申时行从军费开支过大的角度，对“播州之役”提出批评，认为该役使“三省财力耗费以巨亿计”，穷兵殚财，非国家之利。李化龙《平播全书》载《叙助兵饷疏》中提到：“盖汉孰与我大，从古夜郎王之见，固若斯矣。”谭其骧在《播州杨保考》中说：“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谚，言土司之最巨者，实则田、岑、黄三姓，亦非杨氏之比也。”虽然此时播州未属贵州，但其地和贵州相连，平播后把它分为平越府和遵义府，平越隶贵州，遵义属四川，后在雍正年间亦把遵义改属贵州。显然，此时对播州的描述也是借“夜郎”来指称，用“妄自尊大”来批评杨氏。

最后是汉语四字格的形式影响。四字格是汉语成语的主要形式，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四字语句经传习而直接演变为成语；二是大量的寓言、历史故事等，被加工提炼成四字格成语。古代的文章写作往往引经据典，使用名言警句来阐述观点、表达感情。出于语言精练、形式谐美的考虑，在引用时往往把典籍中的许多内容和语句改造为四字格成语，如“滥竽充数”“指鹿为马”等。那么“滇自大”与“夜郎自大”之间，最终定型为“夜郎自大”，也应该是和汉语四字格成语形式相关联的。摘自《光明日报》

□闫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