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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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自大成语形成于明代与当时贵州社会的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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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自大成语形成于明代与当时贵州社会的发展有关

 

为什么是在明代嘉靖、万历时候形成“夜郎”与“自大”相联系的说法,以至天启年间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形式呢?这与当时贵州社会的发展不无关联,其中涉及的原因或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流官的不断进入。明代贵州建省,开始了流官治黔的新时期。明之前,历代中央王朝也在贵州设立郡县,但主要依靠本土民族首领间接管理,中央派到贵州的流官甚少。刘学洙、史继忠《历史的理性思维:大视角看贵州十八题》一书对(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作了统计,结果为“汉至元1600多年,中央入黔的官员有案可查者,从楚庄蹻与汉唐蒙算起,仅仅110人。贵州建省后,明清两代五百数十年,中央入黔的官员大增,县以上的共达2137人”。书中认为,这些客籍流官入黔,带动了贵州本土人才的成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从明正统四年(1439)到崇祯十年(1637)198年间,明代贵州中进士者130人,其中军籍子弟18人,官籍子弟33人。”如王世贞,其祖王倬于成化十四年(1478)考取进士,曾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显然,王世贞能用夜郎来描述和自嘲,一方面应该有其祖父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与曾做过贵州提学佥事的吴国伦交往甚厚,对贵州应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其次是贵州人才的培养。据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的统计:“贵州以开闱乡试为界,此前的160多年间,只出了30名进士,546名举人。而此后到明末的107年中,就出了107名文武进士,1213名文武举人。举人进士的成倍增加,反映了贵州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民国学者杨恩元曾说贵州“人才极盛,实在明中叶以后”。随着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贵州文化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如谢肇淛为杨师孔《秀野堂集》作序言:“吾友杨君愿之,鹊起夜郎,才具横绝一世。”又曰:“夜郎自青莲、龙标过化之后,鸿蒙之气郁勃未宣,历千年而后,得愿之神秀所钟,固非偶然。”因此,夜郎是明代学者借用《史记》的记载对贵州的描述,本无贬义。

再次是播州之战的影响。播州之战被列为万历三大征之一,首辅申时行从军费开支过大的角度,对“播州之役”提出批评,认为该役使“三省财力耗费以巨亿计”,穷兵殚财,非国家之利。李化龙《平播全书》载《叙助兵饷疏》中提到:“盖汉孰与我大,从古夜郎王之见,固若斯矣。”谭其骧在《播州杨保考》中说:“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谚,言土司之最巨者,实则田、岑、黄三姓,亦非杨氏之比也。”虽然此时播州未属贵州,但其地和贵州相连,平播后把它分为平越府和遵义府,平越隶贵州,遵义属四川,后在雍正年间亦把遵义改属贵州。显然,此时对播州的描述也是借“夜郎”来指称,用“妄自尊大”来批评杨氏。

最后是汉语四字格的形式影响。四字格是汉语成语的主要形式,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四字语句经传习而直接演变为成语;二是大量的寓言、历史故事等,被加工提炼成四字格成语。古代的文章写作往往引经据典,使用名言警句来阐述观点、表达感情。出于语言精练、形式谐美的考虑,在引用时往往把典籍中的许多内容和语句改造为四字格成语,如“滥竽充数”“指鹿为马”等。那么“滇自大”与“夜郎自大”之间,最终定型为“夜郎自大”,也应该是和汉语四字格成语形式相关联的。摘自《光明日报》

□闫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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