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版: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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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民族复兴足迹是一份庄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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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0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天安门题材收藏家闫树军:
记述民族复兴足迹是一份庄严的责任

◀闫树军在查找资料
▲闫树军与著名摄影家孟昭瑞
▶闫树军在天安门广场拍照
天安门玉石摆件
1860年10月29日的天安门(资料图)
 

他出生于河北遵化,上小学时第一次从课本上见到了天安门,从此天安门成了他终身追寻的梦想;

他18岁那年考上军校,利用转车的机会第一次见到了天安门,从此与天安门结下一生的情缘;

他参加工作后来到北京郊区,从此投入地收藏和研究天安门,从1949年到2009年间,每个月的天安门形象他全部收集到位;

他投入地记录和讲述天安门,因为天安门是我们民族复兴足迹的最好见证——

他就是著名收藏家、作家闫树军。

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记者采访了对天安门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闫树军。他被业界誉为天安门文化研究与收藏第一人,专项收藏天安门相关照片4万多张、实物1万多件、图书画册(中文、德文、俄文、日文、法文)6000多册,他用收藏天安门题材的行动,记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足迹……

一个梦想深植在心中

对天安门充满景仰

跟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闫树军也是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的孩子,而与绝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对天安门有着更深刻的研究与认识。

1964年出生的闫树军,出生在河北省遵化市,说起天安门,他的思绪被拉回到了刚上小学的那一年——“当我在课本上第一次看到天安门的插画,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天安门是一堵墙?还是一座山?北京在哪里?”无限的思绪在幼年闫树军的心中,埋下了无数无形的种子。他不知道天安门是什么?到底在哪里?只知道北京是父亲和哥哥骑车一天一夜能够达到的地方。

“北京、天安门、毛主席……在我这个少年心里,就像一个绚丽的梦。”闫树军回忆说,红色教育背景让他对于领袖,对于天安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结。

直到18岁那年,闫树军考上了长沙炮兵学院,他迫切地希望利用军校放寒假的时间,可以到北京转车回老家的机会,去亲眼看一看天安门。

“我还记得自己走出北京火车站时候的激动心情,几乎是一路小跑,从车站一路打听,一路走到天安门,皮鞋把脚都磨破了,可当我站在国旗下敬礼的时候,那份庄严与神圣,至今记忆犹新。” 闫树军回忆,“当时,我面向着天安门城楼,站在国旗下,以标准的军姿足足站了20分钟,心中有对伟人的崇敬,有身为军人的骄傲,这是我第一次对祖国、对领袖、对天安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那一次是1985年的寒假,没能在第一次见到天安门时,留下一张照片作为纪念,成为闫树军心里的遗憾,可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未来的很多年后,他几乎每周都去天安门,密集的时候,甚至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上拍照。

坚定的信仰能给予人力量。在军校的学习,让闫树军对于领袖,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对革命历史全面和系统的学习,也坚定了他心中的信仰与追求。

1987年,军校毕业后的闫树军幸运地被分配到北京市平谷某部,“从军校到北京的那天,我以为去看天安门的机会来了。”闫树军说,可没有想到,平谷属于北京郊区,距离天安门很远,接他的车,并没有选择从长安街行驶,第二次看天安门的愿望,就这样“泡汤”了。

身在距离天安门70公里以外的远郊区,闫树军并没有太多机会去看天安门。但自从1988年1月1日起,天安门向普通民众开放,心心念念惦记去看天安门的闫树军,也借着在部队宣传科工作,每周都要到北京送取电影胶片的机会,跟司机商量,从天安门前路过。“一周往返北京两次,我就能看到两次天安门,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闫树军说,“心满意足的仰望和崇拜,让天安门的形象就这样根植进了我的心里。”

整日泡在史籍中

酝酿撰写《天安门备忘录》

199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是看一看天安门,已经无法满足闫树军的心理了。“那一年,我有了新的想法,我想更加深入地了解天安门,了解它的历史与文化。”可让人惊喜的是,有了想进一步了解天安门的想法,闫树军的学习机会也来了。1991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招文化干事,闫树军想都没想就报考了,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工作管理系的文学创作班。

“刚到文学创作班的时候,我一点目标都没有,没有写作创作的经验,学习难度非常大。”闫树军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不知道该干什么。但就在迷茫的时候,国家图书馆(当时名为“北京图书馆”)打开了闫树军学习和成长的大门。

“进图书馆看书吧。”这样的想法从一开始,闫树军坚持每天上午十点半,就准时走进国家图书馆学习,看史志。厚厚的史书,竖排版,为了方便阅读,闫树军就自己带一根小木棍做参照物,从右往左看。“那时候,图书馆中午还有一个多小时的闭馆时间,工作人员要吃饭休息。”闫树军回忆,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乖乖地出来,在门外等,但因为每天都去,认识了图书馆里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看他每天都来,看书认真又仔细,就默许了他中午也可以在图书馆里看书。

就这样,闫树军坚持每天到图书馆里来看书,学习,风雨无阻,时间持续了一年,记录的读书笔记也有几十本之多。“那段时间,我看书,看微缩胶片,甚至翻阅上海《时报》的历史档案,查阅康熙词典看《日下旧闻考》等古书。”闫树军呕心沥血地学习,整理和收集了大量史料和素材。

“通过阅读史书和不断学习,我萌生了撰写《北京著名文物史料备忘录》的想法,想把自己了解到的天安门、中南海、钓鱼台、玉泉山等地的史实和故事都记录下来。”闫树军的写作计划和想法非常活跃,各种素材在脑海里等待分类和输出。

1993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闫树军,被调到距天安门最近的一所军事院校——后勤指挥学院,“由于工作节奏比较集中,我有了些业余时间,进行不断学习和创作。”闫树军告诉记者,那段时间,他先后写了《天安门历史档案》《中南海历史档案》《钓鱼台历史档案》等四本书。

这些文稿的出版,极大地鼓励了闫树军。随即,他就将《天安门600年》一书的框架也搭建起来,部分章节内容也进行了细化。

“要说遗憾。也有很多。”闫树军告诉记者,从1992年开始,他就开始十分注意关于长安街、天安门相关图片资料的收集和备注。可在1987年到1992年之间,由于条件有限,他个人的很多与天安门有关的影像资料就没有保存下来,甚至有的都没有机会留下影像资料。

一张照片 一段历史

收藏每月一张的天安门照片

随着对于天安门的了解愈加深入,在整理大量与天安门有关的图片资料过程中,闫树军萌生了收集和收藏天安门照片的想法,从1949年到1998年之间,每一年的有关天安门照片,都进入了他的视野。

“一年一张照片,说起来容易,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即便翻阅了大量资料,很多年份的天安门照片依旧是断档的。”闫树军告诉记者,为了收集断档年份的天安门照片,他每天坚持浏览旧书网、收藏网等网站,搜索与天安门有关的影像资料,向私人购买照片。与此同时,他还往返于解放军画报社、民族画报社、新华社等单位,查阅和收集相关的官方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闫树军了解到,关于天安门地区最早的一张照片,应该是一张拍摄于1860年10月24日,记录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时候的照片,目前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于是,闫树军主动写信给该博物馆,希望可以使用其复制件,没想到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大英博物馆就将照片复制件和回函,寄到了闫树军手中。

收集这些照片,闫树军没少花心思,也没少花钱。解放军画报社扫描加打印一张照片要上百元,新华社的照片有的要上千元一张,“那段时间,我都是用工资买照片的。”闫树军笑着告诉记者,“为了让收集的照片不断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1999年,闫树军第一次把1949年到1999年之间的,每年一张天安门照片都找齐了。期间,他还采访了30多位老摄影师。“收藏是上瘾的事情,收集每年一张照片成功后,我又开始琢磨收集每月一张。”闫树军利用网络,每天从全国各地收集在天安门前拍摄的私人照片。直到2009年,他编撰的新书《我爱北京天安门》出版了,书中记录了1949年到2009年每月一张天安门前的照片。

闫树军的收藏绝不是盲目的,“我是先研究,后收藏。”闫树军介绍说,在潘家园、报国寺等旧货市场收与“天安门”有关的物件和照片时,他也曾上过当,但随着研究学习工作的深入,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天安门的照片。闫树军介绍,1966年8月18日之前,天安门城楼上,不是每天都挂毛主席像。只有“五一”,“十一”期间各挂10天。所以在收集照片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毛主席像的照片,基本可以确定照片拍摄的大概时间。

每一张天安门照片的背后,都是一段历史。事实上,自从2003年开始,闫树军几乎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上拍照,记录天安门城楼,拍摄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和事。到了2013年初,天安门广场摄影部的一名专门从事摄影的高源师傅也加入到闫树军记录天安门历史的队伍当中,每天代替他拍摄天安门。“当然,很多重大节点,我还是要亲自来拍。”闫树军说。

近年来,闫树军的镜头也对准了国庆广场花坛的摆放,这些摄影资料默默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就这样,闫树军一边收集天安门的历史,一边记录着天安门的历史。

照片、实物、外文图册

每一份收藏都是一个故事

对于研究天安门,闫树军几乎已经达到了着迷的程度。他拍下了从1986年至今,每年天安门广场上国庆花坛的照片。他知道全国两会期间,人民大会堂楼顶上,会插着144面红旗,其中有两面是国旗。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有多大,旗杆有多高……这些一般游客不会注意到的细节,他都了然于心。

老闫说:“把天安门有关的红色基因与记忆传承下去,就是我不变的使命。”在闫树军与天安门许多有关的收藏品中,主要分为三类,即照片、实物、外文图册。很多藏品都是他从拍卖会上举牌买下来的。其中,一份关于1970年的天安门重建过程中的用料账单,所有工人的政审材料,以及当年的建筑师相互的通信手稿资料等内容都在其中,闫树军认为这些都是孤品,弥足珍贵。

在闫树军的收藏品中,很多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年代特点,比如印有天安门图像的饭盒、筷子笼、枕套,摆件等。“藏品中,还有部分是外文画册。”闫树军告诉记者,研究外文画册后,可以打开一扇从外国人视角重新认识天安门的窗口,这也是世界看中国的一个角度。

除了这些实物和史料,闫树军还花钱买过“与天安门有关的故事”。2007年,闫树军在网络上发现一个女孩在卖一幅天安门的十字绣,价格是80元钱。通过线上沟通,闫树军得知,十字绣的作者是一位年迈的老母亲,因为对天安门有特殊的情结,当年结婚时,曾绣了一幅天安门图案的枕头套,这个十字绣,就是按照枕头套绣的。“听着这个故事,我当即决定用80元钱,买下这个故事。”闫树军告诉记者,后来,绣十字绣的老母亲还来到北京,送给他两件带有天安门图像和毛主席像的木牌。

闫树军说,在收藏天安门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与理解,有人听了他的故事,把藏品免费送给他,也有人带着故事和藏品,与他分享信仰和亲情……

希望为国家收藏天安门

传承红色基因是一份责任与担当

除了研究和收藏天安门,闫树军还利用多种机会,讲述和传播天安门的历史,“天安门见证国史,天安门见证党史历程,天安门见证改革开放。”闫树军笑着说,“我可以用三百多张照片,串起来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过程。”

作为天安门历史的研究和收藏者,闫树军坚定地传播着天安门文化与天安门的红色基因。在闫树军看来,天安门是一个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舞台,它接纳英雄,但不拒绝平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

闫树军说,历史总需要有人记载,红色基因总是需要有人传承,一部天安门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复兴史。多年来,他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记录民族复兴的脚步。闫树军不止一次强调,“我对天安门文化的研究,就是为了天安门文化的传承,就是要让世人永记天安门所承载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份责任与担当。”

目前,闫树军还在不停的整理和撰写与天安门有关的故事,已撰写完正在最后审校的《开国大典文献档案图文集》,全部是第一资料,记录开国大典的精彩华章。这是一部关于开国大典的标准范本,用首次发现的弥足珍贵的照片,揭开秘闻,解开谜事,纠正讹传,这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色主题故事,这部书必将激励人们讴歌壮丽70年,奋进在新时代。

天安门广场,也是一个民族风情的画廊,在连续多年拍摄天安门的过程中,闫树军也在这里见证了无数动人的故事。“一对六七十岁的老夫妇,两个人手里拿着几十年前结婚时候的照片,在天安门广场上重新合影。”闫树军说,“我们无法揣测老人的心情,但这个画面让人顿感微暖与感动。”

一个人,有责任、有梦想、有担当,把一件事,做到底,做到极致,就是成功。闫树军笑着说,“为国家收藏天安门,讲好民族复兴故事,就是一份责任和担当。”

□本报记者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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