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谣谚作为百姓对生活的洞悉与总结，以极具特色的鲜明的民间语言，反映了百姓的真实心声、概括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传递出对善的追求与对恶的贬斥。其中，以对贪腐的嘲讽和表达反贪诉求的谣谚最具特色。

勾勒贪腐众生相

封建社会中，人治色彩较为浓厚，贤君良相统治时期，会出现相对较为清明的社会氛围；暴君奸臣统治时期，则又呈现出腐化堕落的社会景观。从古代谣谚角度归纳一下腐败类型，描述一下腐败众生相，显得尤为必要。首先来看权钱交易者。政治秩序越无序，腐败滋生得越快。金钱可以换来权力，权力可以换来金钱，这种权钱交易刻画出卖官者的狂妄和买官者的疯癫。东汉末年，朝廷腐败的特征就是权钱交易。当时崔烈用五百万跟汉灵帝买相当于宰相的职位，权钱交易实现后，汉灵帝非常遗憾地说自己手太软了，没有卖千万的价钱。这种权钱交易的行为扭曲了官员价值观，破坏了政治生态，使得社会朝着更加无序的方向发展。东汉末年就出现了这样的谣谚，“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权钱交易后形成的不良政治格局。

其次来看利用权力追求奢靡。贪官敛财的目标是为了享受和挥霍。明代部分地方官将贪腐所得，除存留一部分孝敬上司外，其余的都用来挥霍享乐。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谣谚：“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去京里抖。”另外，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类型也层出不穷，谣谚中都有反映。这些贪污敛财的众生相不仅使得贪腐者丑态毕露，而且这种贪腐行为还对吏治、社会和国家危害极大。

揭示贪腐大危害

腐败是一颗毒瘤，如果一个国家长了这颗毒瘤，不去及时根治，就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

从政治角度讲，腐败会导致公共权力滥用和腐化。北宋末年的大贪官、“六贼”之一朱勔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敛财，为个人纵欲享乐提供条件，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奴许愿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达数十人。民间谣谚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朱勔的腐化堕落侵蚀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危害了政权的巩固和维持，是北宋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从经济角度讲，腐败会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清代大贪官和珅，是清代以“贪鄙成性”而被诛杀的最高级别官员。嘉庆亲政之日大诛和珅，得到百姓的广泛民意支持。当时百姓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样的谣谚之说。按照梁启超的估价，和珅共贪污敛财达八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十多年财政收入总和。

从社会角度讲，腐败会破坏社会公平和公正。北宋末年贪官王黼公开出售他所掌握的官职。老百姓为他的卖官行径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这种权钱交易加重了冗官现象，使得徽宗朝成为北宋历史上官员数量最为冗滥的时期，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平与不公正，使得没有才学的人上位，有才学的人没有平台发挥作用。

传达反贪腐理念

百姓对贪腐的痛恨在民间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在影响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官员这支队伍方面，反贪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封建社会中，郡县治，天下安，地方政府官员执政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其执政理念所影响。如果一个地方官头脑中持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思想，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一己私利而实施腐败行为，会加重百姓负担、引起社会情绪不满、严重销蚀统治基础。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头脑中持有反贪意识、清官理念，并且将权力最大限度地用于给老百姓办实事上，会赢得百姓称赞、减少社会不满情绪、巩固统治者权力基础。

百姓在谣谚中所表达的反贪意愿渗透到官员队伍中，对于官员提升反贪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封建社会，悬于地方政府公堂之上的匾额，如“明镜高悬”“公正廉明”等就是群众盼望“清官”的表达。除了匾额之外，还有古代县衙厅壁门楣，许多官员自己就表达了对腐败的痛恨及对清廉的向往。明代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在官衙门口贴出一副对联：“任于朝者，以馈送及门者为耻；任于外者，以苟且入都者为羞。”清代有一个地方官叫陈景登，在衙门门口贴出一副对联：“头上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

当然，如果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头脑中有反贪思想，而且还将其付诸实践，这样就会减少、消除贪腐行为，进而造福一方，王恕、陈景登属于这一类。如果言行不符，头脑中有反贪理念，但实际上没有付诸实践，反而大肆收受贿赂，则成为官场“双面人”。

晚清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把慈禧御赐的“清正廉洁”金匾送回家乡挂于李氏祠堂，作为光宗耀祖的宣传。没想到几天后，百姓在李氏祠堂大门上写了一副对联：“市屋千幢皆姓李，良田万顷属中堂。”这是民间对李鸿章“双面人”的揭露。十月革命后，在清理冬宫档案时，发现了档案库秘存的李鸿章在中俄密约签订背后收受道胜银行三百万卢布贿赂。在李鸿章办洋务、为官过程中，收受巨额贿赂。据容闳说，“李鸿章绝命时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从一个侧面可见他的贪腐。所以，一句“宰相合肥天下瘦”广为人知。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