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印章的收藏，主流材质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铜印系统，另一个是石印系统。铜印系统主要是指先秦两汉时期青铜材质的古鉨印，唐以后的的纯铜质印章基本上不包括在内；而石印系统则主要是明清时期流派印使用的青田石印和寿山石印。

在中国古代印章收藏的历史上，始终延续着一个错误的概念，有太多著名与非著名的收藏者认为，青铜质地的古鉨印因为铸凿的时代久远、存世量稀少，最符合“物稀为贵”的收藏规律；而明清石质印章篆刻的时代较近，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存世量大，所以普遍认为收藏价值可能逊于青铜印。我们通过对传世印谱做一个并不全面的统计就可以发现，这种对于古代印章的关注失衡，正是中国古代印章的收藏历史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如果我们能用实事求是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一古代印章的收藏规律，就有可能得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那就是，明清石质名家印章的存世数量或许少于青铜古鉨印，尤其是明清流派印领袖级大家的印章，更接近于凤毛麟角，是古代印章收藏的塔尖级藏品。

在石头上刻印，此举虽说发轫于元代的王冕，可实际上真正形成流派印的时间应该是在明中期文彭、何震以后，清代则是石印系统流派印的鼎盛时期，涌现出了丁敬、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各种流派的领军人物。

任何一方明清时期（包括近现代）的石质印章得以流传，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一块儿印石一旦蜕变成印章，就会同时进入使用领域和收藏领域，只有同时绕开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才有流传下来的可能。

首先是石材运输条件的制约。在明清时期运输工具落后的社会环境下，把沉重的石头从遥远的福建、浙江运输到北京，绝非易事。高昂的运输成本，决定了人们对印石使用的珍惜。最普遍的使用特点是：一方篆刻有张三名字的石质印章，一旦传至李四手里，往往就会把带有张三名字的印面磨掉，重新篆刻上李四的名字。所以，一块儿石质印章总是在刻了磨、磨了刻的无限轮回中，以最后篆刻者的作品价值呈现。比如一块儿曾经被明代人刻过的老青田，最后印面留下的也许是清末的吴昌硕，或者是民国期的邓散木、张樾丞。吴昌硕、邓散木在流派印史上的艺术地位也许高于明代的那位篆刻者，但是从印章收藏的价值意义来说，这两个时代的篆刻家没有可比性；但是我们以收藏规律论，一方明代石质印章的存世量，绝对要少于一位近代篆刻名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时期的石质印章不管篆刻者的名气大小或者有无，都不容忽视。

其次，就是受到篆刻者社会影响的制约。现在的西泠印社是保存明清流派印章最多的机构之一。即便如此，他们所保留的，也都是历代流派印著名人物成名以后的作品。比如邓石如，他所有著名印章几乎大部分都保存在那里，而青涩时期的作品大概没有几方。原因很简单，在一个著名篆刻家尚未著名的时候，他的印章与其他普通篆刻者的印章一样，都没有规避“刻了磨”的能力。也许邓石如一生刻了干百方印，流传至今的，恐怕最多也只有百方精品，其他的早已化作泥浆，水涸灰飞了。

一方青铜材质的古鉨印，出土以后如果没有人为的破坏，基本上可以做到代代相传；而一方明清时期的石质印章，不管篆刻者有名还是没名，能够金身不坏、流传至今，所经历的历程一定比两千多年的青铜印章更艰难，也就更具有偶然性，所以应该以神仙视之。

能够突破石质印章的制约怪圈，实现胜利大逃亡，而且笑到了今天，除了神仙，还能有谁？

主讲人介绍：

张国维教授，字效丞，在北京市文博系统工作，主要从事文物鉴定及金石篆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陆续编辑出版《士一居印存》《金石字汇》《国维印稿》等书籍。其篆刻作品风格以汉印为宗，严谨深邃，古朴大方，北京奥运会时，“罗格之印”即出自其手。近年来，张国维热心公益，积极努力弘扬传统文化，多次为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国学培训班授课，受到职工欢迎。

□主讲人：张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