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0年受伤到索赔打官司，老孔折腾6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到死也没有得到所在单位的回应。索赔过程中，由于他一去不返、音讯全无，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于帆律师以为他已经获得赔偿，便把这件事放下了。

岂料，老孔死后两年，即2018年8月，其单位竟然主动联系律师谈赔偿事宜。至此，于律师才知道他未获得任何赔偿。费尽周折找到他的儿子小孔后，一度中断的维权行动才得以继续。

8年后的今天，即2019年1月10日，小孔特意从其打工地兰州致电北京的于律师表示感谢，称其已经收到了8万元赔偿款，自己的生活也过得比以前好多了！

可怜的老孔

老孔生在河南省兰考县一个小村子里。因为穷，当地女人外嫁的多，外面的女人很少往本村来。因此，老孔虽有老婆，可村里没她的户口，她是怎么来的也没人能说清楚。

这个女人的使命似乎就是为了给老孔生一个儿子，生下小孔3年后便离开人世。老婆死了，日子还要过！老孔既当爹又当娘，慢慢把孩子拉扯大。

儿子大了，老孔的心踏实了许多。但没想到的是，一个悲剧正在等着他！

2010年9月10日，老孔带着19岁的儿子来到河北唐山一个工地干活。同年12月23日，他意外从梯子上摔下。医院诊断结果为：左侧股骨转子间骨折。

一番周折后，老孔被认定为工伤，经鉴定为伤残9级。可是，单位没有给他缴社保，也不向他支付工伤待遇。无奈，他只得于2013年3月23日申请劳动仲裁。

仲裁机构告诉他：你工作的单位不在唐山，你去别处告吧！老孔告到法院，法院的说法与仲裁一模一样。

老孔到北京维权

老孔所在公司的注册地在河北省邯郸市，带他干活的单位是北京分公司。在绝望中，老孔拖着受伤的腿来到北京。

有工伤证、有伤残等级证明，到仲裁或法院并不难。可唐山的仲裁机构和法院为什么不受理呢？

“我们不能再把他推回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于帆告诉记者，考虑到老孔所在单位在北京有分公司，中心受理老孔的申请后决定在北京为他立案打官司，不能让他来回折腾。

“如果由唐山当地法院受理，判决后更容易执行。”因此，于律师继续与唐山的法院联系，要求其立案受理。

与此同时，于律师按照公司在北京的工商登记地址查找公司的下落，然而骑着自行车转了3圈也没找到公司。

2013年4月13日，于律师代老孔在北京申请了劳动仲裁。案件立上了，可一次又一次更换仲裁员，好不容易安排开庭了却告知找不到单位，需要公告送达。公告期满后，仲裁委开庭审理本案并裁决单位给付老孔101524.08元工伤补偿费用。

仲裁虽然胜了，但需要等公告送达。等啊等，等到审理本案的书记员调走了，公告还没有发布。于律师急了，找到仲裁委交涉。待裁决生效后，申请法院执行时单位又突然不见了。于律师急出一身汗，赶紧到工商登记机关查找。查来查去，终于找到了。原来，单位又改名字了。

申请执行后，法院查找不到单位可供执行的财产。

“老孔不能白白受伤，更不能让他胜了官司拿不到钱。”法院人手不足，于律师就申请法院委托律师去调查取证。

获得法院委托后，于律师冒着严寒，乘火车、换汽车跑到邯郸市大名县调查。经过数天查证，仍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执行线索，案件执行陷入困境。2016年初，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尽管如此，于律师仍不甘心，坚持要求法院把单位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人黑名单。

申请社保先行支付

既然无法执行，于律师决定按照法律规定为老孔申请社保先行支付。

“联系唐山社保局时，对方说没有听说过什么是先行支付，更没有办过。”于律师说，电话沟通效果不好就递交书面申请材料，随后再电话联系对方，对方说还在研究中。

为了加快进度，于律师让老孔亲自到唐山社保局催促。同时，告诉他如有什么问题，随时与律师联系。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孔，是在2016年7月。我告诉他，社保先行支付是国家规定，这些钱社保部门应该给你。”于律师说，老孔高高兴兴地走了，一边走一边不住地回头说谢谢。

“老孔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只要有一点儿事都会给我打电话。可是，那次分别后，老孔就没有了音讯。”于律师说，后来多次打过电话联系老孔，想问问到唐山交涉的结果，但他的手机接不通了。给他寄快递，都退了回来。

“老孔不来找，可能是问题得到解决了。打不通电话，可能是换手机号了。邮件被退回，可能是老孔在外打工。”想到这些，于律师慢慢释然了。

一定要找到老孔

2018年8月下旬，于律师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问其对老孔的工伤有何解决意见。此时，于律师才知道老孔的工伤赔偿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老孔离开援助中心后去哪里了？难道真的失踪了？

于律师一边与公司沟通赔偿事宜，一边继续与老孔联系。可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人接听。为了找到老孔，于律师再次邮寄快递，同时给老孔所在村的村长及党支部书记写信恳请帮助联系。邮件寄出后，于律师又联系快递员，请其一定要把快递交到收件人手上。结果是两份邮件都被退回。

“老孔从人间蒸发了。”于律师说：“为了找到他，我通过百度地图找到老孔家附近一个小工厂电话，后来又找到镇政府的电话和邻村村长电话，最终找到老孔村长的电话。村长在电话里说，老孔两年前死了。”

“老孔走了，他的儿子小孔也一定要找到。”于律师说，收到远在兰州打工的小孔通过微信发来的身份证，仿佛见到了年轻时的老孔。

将维权进行到底

“公司法定代表人跟我联系时，说他是刚接手，不知道老孔的事情。”于律师说，公司主动找上门来谈赔偿事宜，不是发了善心而是失信人名单起了作用。

“公司提出曾给过老孔几万元钱。小孔说只收到1万多元。因此，我们提出再支付8万元赔偿的调解意见。”于律师说，为了早日达成协议，其曾经跑到公司律师的单位面对面沟通。

“公司同意赔偿了，接下来的事情并不顺畅。”于律师还有一些疑问：钱都给小孔有问题吗？只要他是老孔的儿子应该没问题。但是，老孔是不是只有小孔一个继承人。钱给出去后如果再冒出一个继承人怎么办？

于律师建议做个公证。但小孔的母亲没有户口，其爷爷奶奶的户口在派出所查不到，公证所需材料小孔提供不了。公证似乎没法做下去了。

于律师告诉小孔：无论如何，也要找出与父母与爷爷奶有关的东西。小孔翻来翻去，最终找到一个有父母合影、没填写母亲姓名，但加盖有红庙镇计划生育专用章的独生子女证。

接下来，于律师开始联系兰考县公证处，恳请其通过到村里调查确定老孔父母老婆在他之前去世的事实。公证处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不仅及时出具了公证书，还把2000元的公证费减收一半。

“该去法院了，但按照程序恢复执行需要重新立案。”为避免节外生枝，于律师亲自到法院沟通3次，法官才接受律师的意见。至此，老孔的维权接力赛得以延续。

2018年11月20日公司与小孔签订调解协议，第3天在法院做完调解笔录。随后，公司将8万元赔偿金及1000元公证费打入小孔的账户。至此，这起持续8年之久的工伤索赔案终于划上句号。

□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