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麋鹿科学发现一百五十三周年，而科学发现的地点即麋鹿模式种产地就是北京南海子。在北京南海子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麋鹿这个物种得到了真正的拯救，其失而复得的经历，举世瞩目，不仅实现从国外到国内的回归，更实现了从人工到自然的回归，堪为中国、也堪为国际保护动物的成功范例，而且这种动物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性、科学性以及博物学史的内涵也相当地丰富，不然，麋鹿为什么又叫“戴维神甫鹿”呢？

发现麋鹿

麋鹿又名戴维鹿或大卫鹿，俗称“四不像”，是一种极富传奇色彩和物种研究价值的哺乳纲偶蹄目鹿科动物。

1865年，即清同治四年，法国神甫阿芒·戴维在北京南部考察动植物。走到清兵把守的皇家猎苑——“南苑”外，戴维隔墙远望，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奇异的鹿，角似鹿非鹿，蹄似牛非牛，脸似马非马，尾似驴非驴，勾起了作为博物学家的戴维的强烈探奇欲望。他买通了大清皇家猎苑的官员，于1866年初，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终于靠贿赂守卫猎苑的大清军士，以20两纹银的代价，得到了两套完整的麋鹿头骨角的标本，并于当年从海路运到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经过巴黎自然博物馆米勒爱德华馆长的鉴定，获得令人吃惊的结论：戴维带来的动物标本竟然是分类学上的新属、新种，体型如此之大的哺乳动物被戴维发现，从而载入世界动物学史册，戴维由此而获得与麋鹿同名的殊荣。当然，不是戴维神甫改名叫了麋鹿，而是麋鹿的外文名称被称为“戴维神甫鹿(Pere David Deer)”。

据说，在法国公使馆的帮助下，戴维还得到三只活的麋鹿，一并送往法国。

为纪念第一个发现者，精确地说应是科学发现者，便将麋鹿的洋名称做了“戴维神甫鹿”（Pere David’s deer）。其实，最早目击麋鹿的外国人不是戴维神甫，而是另一个叫张诚（J.F.Gerbillon）的法国人。早在戴维来到中国之前的1687年，作为最早在华传教的法国耶稣会五教士之一的张诚，就到过南苑，窥视过这个皇家猎苑中的动物，只是时值隆冬，观察得不真切。有别于其他鹿种，在冬尽春来之际，麋鹿的角完全脱落了，张诚便草率地把这些“四不像”记录成了“野骡”，但是，就是这个记录，为富于探究精神的戴维，提供了一丝可贵的线索。

1865年，戴维作为又一个法国人，便是带着张诚的模棱两可的记载，来到北京南海子的。同是这个大清猎苑，皇家禁地。当年，戴维虽然从高高苑墙的墙头张望，发现共有麋鹿约120只，看清麋鹿乃是非凡之物，却一直无法获得，出于一个博物学家的执着，或者说是一个觊觎者的贪婪，反正，戴维是惦记上这个他叫不上名字的、以为是驯鹿的某个类别的、“四不像”动物了。

说麋鹿发现一百五十三周年，一定要加上“科学”发现的定语，毕竟，物种科学发现的命名规则是由西方人制定的，但麋鹿早已被中国先民所发现、所认识，这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麋鹿在中国文化中可谓渊远流长：周朝灭纣，姜子牙的坐骑是麋鹿；楚大夫屈原有“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之辞；周朝的青铜器，汉代的瓦当……麋鹿的形象，栩栩如生，各朝各代有关麋的记载、描述不绝于书，全唐诗中可以找到关于麋鹿的诗句近百；清乾隆皇帝更有“麋鹿解说”之文刻于麋角，甚至中国道教的道观中还能见到麋鹿之像。

麋鹿的兴衰荣枯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野生的麋鹿在明清时已消失，其原因尚无准确考证。

麋鹿离家

1900年11月10日，戴维神甫在巴黎过世，享年74岁。无巧不成书的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麋鹿，同是在这一年，于中国本土灭绝，灭绝地就在当年因戴维考察麋鹿而成为麋鹿模式种产地的——北京南海子。

可以说，令戴维始料不及的是，因为他的引荐，麋鹿作为硕果仅存的一群，因为被引种到了欧洲，后来都被收藏于英国的乌邦寺庄园，才免于全部灭绝的厄运。1896年永定河洪水泛滥，南海子的麋鹿仅余20～30只。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洪水战乱，雪上加霜，南苑遭劫，覆巢之下无完卵！瑟瑟秋风中，德国军队追杀义和团，长驱直入，闯进了昔日的禁地：南苑。

苟延残喘的麋鹿种群在战火中遭到灭顶之灾。从此，作为麋鹿故乡的中国，彻底没有了麋鹿（作为残存者的最后的一只麋鹿是1920年死于西郊万牲园，据说江苏滩涂也有保存个体的记录，但均非种群，作为中国麋鹿种群消失的地方就是北京南海子的），而不幸中的万幸，如果不是戴维的引荐，麋鹿不会在英国乌邦寺一息尚存，这且算是西方人对劫掠中国生物资源的一种赎罪和补救吧。

戴维当年的中国之行，可谓硕果累累，带走大量标本。

戴维在1874年离华之前，在法国外交人员的协助下，陆续将活的麋鹿运至欧洲的一些动物园，既丰富了这些动物园的展览内容，更为麋鹿的劫后余生、种群延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在北京南海子采集的麋鹿，被命名为“戴维鹿(David deer)”；他在四川宝兴采集的珙桐，被命名为“戴维树(David tree)”；同样在宝兴采集的熊猫，被全世界称为Panda，在中法交流史上，堪称独树一帜，在生物学考察史上，可谓殊荣无上。

一个世纪前到了欧洲的麋鹿，被放在动物园中圈养，但由于没有湿地环境，范围又很小，所以非但没有繁殖，反而一只一只地死去。

此时，英国乌邦寺的主人福特公爵将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收集到自己的庄园里，庄园很大，麋鹿处于半野生状态，且与原来的栖息环境相宜，使濒于绝迹的麋鹿又奇迹般地逐渐繁衍起来，一战时期达88头，二战时期达255头。二战时乌邦寺的主人认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危险，为了保护麋鹿，他们将麋鹿又疏散到世界上很多地方。

麋鹿还乡

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英国伦敦动物园曾将两对麋鹿作为礼物赠给北京动物园。与欧洲动物园一样，这两对友好使者也未能繁育后代。

1979年，我国动物学家谭邦杰等人呼吁将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这一倡议得到英国方面的积极响应。1984年11月，英国乌邦寺当时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决定，将22头麋鹿无偿赠送给中国。

麋鹿还乡，落户何方？中国各方面专家经过多方论证认为，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还是从自然生态条件考虑，北京南郊的皇家猎苑旧址南海子都是麋鹿回引的最理想地点。对此塔斯维托克侯爵也非常认同，他说，“能与中国合作让麋鹿重返故里，的确是一件极令人振奋的事情。”

南海子位于北京大兴区北部，与通州区、朝阳区、丰台区相邻，作为原先皇家园囿的“海子”（即水洼），大部分已被改作养鱼池，只有三海子中部隶属南郊农场的900余亩“湿地”还保留着原始自然的风貌，垂柳依依、荻花瑟瑟、薮泽罗布、水气氤氲，只欠“呦呦鹿鸣”了。

1985年5月，北京市政府便在这里建成了麋鹿苑。1985年8月24日，22头麋鹿满载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乘坐专机从乌邦寺飞抵北京（其中2头运至上海），回到了老家大兴南海子。这样，流落他乡近一个世纪，历尽劫难的麋鹿终于踏上了故土。1987年乌邦寺又运来18头麋鹿；此后我国又在湖北石首和江苏大丰分别建立了麋鹿自然保护区。

33年过去了，重归故里的麋鹿野化成功，发展迅速，全国麋鹿已愈6000头。现在，全球麋鹿总数也愈7000头，再无绝种之虞。麋鹿的野化、繁殖也是中外携手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范例。

主讲人介绍：

郭耕，著名环保专家，自称“四不像”。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环保社团“自然之友”理事，《野生动物》编委，著有《鸟兽物语——动物保护随笔》等系列科普著作。北京科普作协理事、自然之友理事。

□主讲人：郭耕